分類: 心情依舊

　　廁所是你我每天必訪之地，除了大小二便，有人還喜歡在那裡讀報紙、談電話，甚至小睡。廁格彷彿成為擠迫城市中難得的私人空間，讓我們可以放鬆片刻。今天我們都追求潔淨衛生的洗手間，除了讓自己「去」得舒服，對遏止傳染病亦非常重要。難為我們的長輩當年只能使用「馬桶」，更多得那些每晚負責「倒夜香」的清糞伕。別誤會那是古裝劇的年代，其實現年七、八十歲的公公婆婆都親身經歷過。

夜香有價有市

　　現代人提起馬桶旱廁都會眉頭一皺，但在水廁未普及之前，廁所就是那個樣子，多麼難忍受都要習慣，即使每年夏季面對傳染病威脅，市民和政府都無妙法改善。過去新界地區以農業為主，由於進口肥料有限，所以甚為依賴從港九市區收集得來的糞便作肥料。 1940年代以前，清糞是一門利錢頗豐的生意，雖然每戶收費不高，但清糞工人工資低，加上部分糞便可以轉售予農夫，中間利潤還足以吸引分判商。

　　30年代曾有商人願意每年向政府繳納3萬大元，申請專利包辦全港清糞工作。或許因為這項申請被報導，公眾一算之下得知商人如何從中取得豐厚利潤，對此事甚為關注，故政府不敢妄動回應，一直向外宣稱正在小心考慮申請，而全港的清糞服務工作最後卻往相反方向發展。

接管服務引發清糞工潮

　　當時的清糞工序仍然非常原始落後，每夜十二時後，清糞伕便挑著糞桶逐戶拍門，入屋後便到廁所將馬桶內之糞便倒進糞桶，然後用少量清水簡單地洗刷馬桶，放回原處便離開。每位工人一晚大約可以為五十戶清倒，收集完畢便挑著糞桶往指定的收集地點，糞土或被轉售作肥料，或送上船隻運離港口傾倒。如此流程，雖然絕不衛生，但大眾都明白生活環境所限，只有無奈忍受；可是間中有偷懶的清糞伕，隨便將糞土倒在附近之山溝，則叫人忍無可忍。

　　類似問題一再出現，令人質疑政府能否有效監管清糞工作，而政府亦似乎對清糞公司失去信心，於1941年毅然提出由衛生當局全面接管清糞工作，變相取締所有私營清糞公司。此提議一出，清糞行業嘩然，老闆們被斷財路，清糞伕亦恐失業。雖然政府樂意優先聘用舊有清糞伕，但工資卻被指不足維生，逾千清糞伕不轉投衛生局，並請願要求政府擱置建議。政府最終沒有讓步，新安排於1941年5月1 日起實施。

　　實施當年，全港人口接近100萬，而市區樓宇多屬舊式建築，七成住戶沒有水廁設備，要依賴清糞服務。雖然接辦了清糞工作可以有效監管，但程序依舊不變，始終危害公眾健康。其實隨著城市的不斷發展，市民與政府皆越來越不能接受倒夜香的存在，但礙於戰前樓宇加裝水廁有技術困難，加上渠務基建未完善，衛生當局只能想法子改善清糞程序。

水廁普及，馬桶絕跡

　　戰後政府曾經嘗試使用新方法，每戶獲派兩個鐵糞桶，每天只需將要清理的糞桶交予糞伕，換來日前清理好的另一個，糞伕將糞桶帶到指定地點處理和清潔好，待明天再交換。這方法不必在住戶室內或街上傾倒和清洗糞桶，大大減低臭味和噪音的騷擾，而這個較為衛生的過程亦可以改於日間運作，不再擾人清夢。政府這個新方法雖然備受讚賞，不過由於成本高，政府一直只在少數地區試行，不願全面推廣。 1956年，政府引入機械吸糞車和洗糞桶車，較為先進和衛生。但至此時，市區仍有五成住宅沒有水廁。

　　隨著城市發展，戰後興建之樓宇皆裝有水廁，加上舊建築物陸續拆卸，清糞服務需求在60年代逐漸減退。 1962年，市區仍有大約三萬二千戶需要倒夜香。過去政府一直向用戶收取清糞費用，但眼見這服務的用戶數量急速下降，而且仍居於此等戰前舊樓的都是貧苦大眾，政府決定取消每年60元的收費，搏得一輪掌聲。時至今日，莫說家居用戶，即使是郊野公園都已採用水廁。但原來清糞服務仍然存在，為尚存的舊式樓宇居民提供服務。至於新界鄉村，不少仍用化糞池處理排便，這些化糞池其實也要定期清糞的，但程序和機械設備當然衛生得多，也許食環署或相關承辦商在處理清糞工序時，你也不易察覺。

　　政府在公佈今年財政預算案時，提出重建廣華醫院及瑪麗醫院。即使你不幸是這兩所醫院的「常客」，相信也未必了解這兩間「老」醫院群的建築物如何不夠用。從傳媒隨後相關的報導，我們才知道兩院其地方不夠用和不合用的困難其實已困擾多年。今天兩院要面臨大規模重建，希望真的能根本解決問題，因為不論擴建或重建，對兩院都不是新鮮事。

廣華醫院

　　東華三院服務香港市民超過一百四十年，位於上環的東華醫院於1870年開始投入服務時，經已廣受歡迎。然而，對於維港對岸的九龍半島居民始終不甚方便，是以於1907年有建議以東華醫院為藍本，在九龍開設一所醫院服務九龍及新界地區的居民。得到當時政府撥地撥款，以及在政商界籌募了不少經費，建議終於落實，廣華醫院於1911年揭幕，當年全院只可容納病人七十二位。

　　雖然當年政府應允每年補助經費六千五百元，但建院初期財政仍甚困難，加上政府將附近的診所和天花醫院合併歸廣華醫院管理，當時的總理們除了自己落力捐款，還要積極向街坊募捐。不過當時九龍區的市民以基層為主，募捐成績不算理想。後來在政府的推動下，廣華醫院接管了九龍天后廟，可以運用該廟的收入支持醫院運作，情況才有改善。

　　建院以來，除了二次大戰期間由於經濟陷入危機，所有擴展計劃被迫暫停之外，廣華醫院一直不斷加建地方，以配合服務發展。例如在1919年就在主樓增建了一層，病床數目得以增加了六十張，當時還分為自費和免費兩種病房，但自費病房每日亦只是收費一元。 1929年及1931年廣華分別擴建了產房和肺結核病房， 1940年重建了殮房， 1950年新護士宿舍落成。

　　1953年廣華醫院原本計劃大規模重建，然而因為耗資龐大，初時估價已高達二千五百萬元，是以經過數年醞釀仍未落實。直到1957年，政府答允補助全部重建費用五分之四，為期七年的重建工程終於展開。從1958年起，大約每年都有一期工程完成，至1965年正式揭幕，病床數目由重建前七百張倍升至一千五百張，總費用超過三千四百萬元。為了讓醫院更有效地運用資源，廣華醫院重建同時還增建了黃大仙護養院，即今天的黃大仙醫院，以安頓一批一直長期住院的殘疾病者，此計劃當年亦額外耗資多約一千萬。

　　這次重建幾乎拆卸了所有原有建築物，惟獨保留了昔日的大堂，並於1970年命名為「東華三院文物館」，見證著廣華醫院今昔。

瑪麗醫院

　　談到瑪麗醫院的歷史，要由西營盤醫院說起。今天位於西營盤原址的賽馬會分科診所，創立於1874年，是香港第一所公立醫院，俗稱國家醫院。瑪麗醫院啟用之前，它是港大醫學院的教學醫院。到1920年代，由於該院使用率經已飽和，有病人因而未能入院，亦有病人因而要提早出院。當時港督金文泰對醫療服務尤其關注，因此提出在落成的九龍醫院之後，要再在港島區興建一所新醫院，最終選址薄扶林。

　　醫院自1933年開始興建，可能由於資金不足，以致工程延誤至1937年才落成啟用，當時金文泰經已卸任，開幕儀式由繼任港督郝德傑主持。醫院命名是紀念當時的英國瑪麗皇后。瑪麗醫院落成後，當時的山頂域多利醫院與國家醫院合併遷往，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大本營從此亦遷到瑪麗。

　　60年代瑪麗醫院進行了一系列擴建，包括護士宿舍和醫科教學設施，例如課室與實驗室，明顯是為增加培訓醫護人手而準備，而1969年擴建主樓就讓病床數目增加了四百多張。另一次大規模擴建工程，要數80年代興建，樓高二十八層的K座，從此除了搭小巴「瑪麗有落」之外，行經薄扶林道的小巴上更多了一句「新院有落」。原來這幢市民眼中的「新院」，到今天也超過二十歲了。

　　幾近八十年前興建的主樓雖然今天仍在使用中，不過其原本簡單的H外形因為多次擴建已改變了許多；至於年紀一樣的護士宿舍A座，亦因其歷史建築價值，即使醫院經過兩次大規模的重建仍逃過拆卸，得以原座保留至今。未知今次的重建，是否仍然得以保留，以為我們留下一點「集體回憶」？

　　數十年前，日本人拍了一系列「盲俠座頭市」的電影，「盲俠」的勇武形象從此深入民心；不過，同樣來自戲劇，慈善伶王新馬師曾口中「那盲眼的乞兒仔」似乎較為切合以往的社會現實。今天隨處可見方便失明人士出入的設施，這算是社會對失明人士的起碼尊重；但在半個世紀以前，瞎眼者只能躲在家中，甚至乎更不幸地被家人捨棄街頭，自生自滅。

動了慈心的德國人

　　香港自開埠以來，吸引了不少西方宗教組織到來傳教，而除了傳教，他們亦切實地幫助基層市民。戰前的香港生活困苦，草根階層的生活環境甚是艱難，身體殘障的孩童往往遭家人遺棄街頭，而華人社會重男輕女，是以遭遺棄的失明小童以女孩居多。這情況引起來自德國的喜迪堪會（Hildesheimer Blindenmission）關注，他們遂在1897年開始設院收容失明女童，並供書教學。首間院舍位於西營盤，只是一所殘舊的小屋，收容了四名女童。

　　後來由於環境實在欠佳，女童多患腳氣病，他們不得不決定遷出該舍。當年資源有限的小機構想另覓地方，然而卻碰巧有許多菲律賓人因逃避當地戰亂而到香港來，以致便宜合適的居所更加難尋，最終決定全體遷往一水之隔的澳門。可是他們到了澳門不久，義和團的亂局就蔓延到來，於是全體人員又被迫搬回香港。在動盪的日子過活真不容易，老百姓如是，慈善組織亦如是，難得的是組織負責人仍竭力維持服務。

　　1901年，機構成功向政府申請撥地，於土瓜灣興建了一座可容納女童五十名的院舍，命名為「心光書院」又名「就光書院」。而位於薄扶林的院址則於1913年落成啟用，取名「以便以謝」。此名來自聖經，意思為「幫助的根基」。擁有自置的院舍，心光盲人院的服務卻未可穩定發展，皆因面對兩次世界大戰的展開，心光跟社會大眾一樣，又陷於困難。

戰火中的顛簸歲月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本來香港沒有被戰火波及，但由於心光的負責人來自德國，德國戰敗後，幾位德籍員工於1919年被迫離港，而心光的服務則由其他教會團體接辦，直到1928年才由喜迪堪會重新接管。誰知才過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又來了。

　　其時港英政府徵用薄扶林院舍，由於當時土瓜灣的院舍已經關閉，苦無出路之下幸得善心人及時提供一所大屋棲身。這所大屋位於新界，本來地點與環境都不甚合適，但眼見全院人數超過半百，連帶大量物資，院長也實在沒有考慮的空間，便在政府與一些善心人士的協助下匆忙地遷到新界。當年的新界非常落後，基本的水電設施原本已十分簡陋，加上戰亂被破壞，要照顧眾多失明院友可想有多困難。

　　1941年尾，才遷入新界不久，日軍便大舉攻入。今天稍為認識何謂「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人，都知道當時的日子難過，何況他們首當其衝，且院友皆為婦孺，想必凶多吉少。但世事如棋，局局新鮮，或許因為二次大戰時日本與德國結盟，據聞日軍不但沒有為難他們，甚至在日治時期接濟他們，還以軍事武力保護他們免受土匪傷害。可是雖然避得過炮火，卻避不了傳染病。由於他們所居之新界地方疫症流行，加上戰爭期間缺乏醫藥，院中女童因感染瘧疾和腳氣病致死者眾，能生存至重光的只有十八人，僅餘三分之一。重光後數年，幾經爭取，心光眾人終於在1948年重返薄扶林。

是苦盡甘來抑或禍福相倚？

　　兩次世界大戰過後，由於傷殘人士數目大增，而當中許多都是為國家參與戰事以致傷殘的年輕軍人，各國政府基於責任感而向他們提供福利、復康和再培訓等服務，協助他們重投社會，繼續積極生活。而從那時起，世界各地對傷殘人士的態度開始逐漸轉變。心光在過去顛簸的歲月裡一直倚賴德國喜迪堪會的經濟支持，直到1956年亦開始接收到政府的資助，標誌著社會的認同和接納。

　　失明人士和其他殘障人士一樣，以往曾被視為家庭以至社會的負累，即使在西方較先進的國家亦不受尊重，誰會料到這情況會因為兩次世界大戰而轉變，甚至現代化和系統化的復康服務、職業訓練及特殊教育亦因而萌芽？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

　　有人這樣說：「若非在很久很久以前，哥倫布遇上了那位情深義重的西班牙女王，今天我們也沒有『薯仔』吃了。 」一代成功探險家當然不只帶一船馬鈴薯回歐洲，在許多的手信當中，有一樣今天你我都認識，其影響對歐洲以至整個世界都不下於馬鈴薯的，那就是菸草，即今天的煙草。

　　原本是土人燃點吸食的菸草，十六世紀便開始於歐洲流行。吸食方法有許多，除了較為人認識的煙斗和雪茄，另外用鼻子吸煙草粉亦是早期方法之一，今天被視為藝術品的鼻煙壺就是承載工具。除了燃點，亦可以咀嚼煙葉以吸取汁液或把煙葉搾汁，現代人對這兩種方法或許比較陌生，但在早期曾經非常流行。至於我們的祖國，大概也在十六世紀後期，由呂宋（菲律賓主要行政區，面積有138309平方公里）傳入菸草，但往後數百年都未至普及。直到二十世紀，利用煙紙捲著煙葉絲來燃點的方法傳入中國，加上生產機械化，吸煙的不良習慣才在我國民間普及起來。

吸煙危害健康

　　我們今天之所以普遍認同吸煙是不良習慣，乃源於1950年代英國有研究發現，患上肺癌致死的男士於二十五年間大幅上升，懷疑與吸煙習慣有關。隨後醫學界越來越多研究指出吸煙可引致肺癌，雖然一直以來不少持相反意見者質疑這些研究結果，但鼓勵煙民戒煙的號角聲始終吹響了。

　　在香港，六七十年代也有類似的發現。 1962年的整體死亡人數為19325人，十年後上升了百分之五至21397人，然而當中死於肺癌的人數竟由329人急升近三倍至955人，這數字若跟1950年代比較更超過二十倍，相比其他癌症死亡數字不足四倍的升幅，實在誇張得很。當年有人按統計數字推算，1973年香港約有90萬煙民，幾乎每五個香港人就有一人吸煙，他們每年合共約花近4億港元買煙，約相當於食米消費的三分之二。

禁煙初期力度有限

　　雖然數字看來誇張，但每年955人死於肺癌在90萬煙民眼中可能只是一個小數目，而且煙價亦為大眾所能負擔，煙民一於少理，即使搬出多少個吸煙危害健康的研究報告，大眾還是不難在診所遇上正在抽煙的醫生呢！其實政府在60年代就開始對吸煙問題作出回應，主要是在教育方面著手，並向學校派發宣傳品和教材，教導學生吸煙的害處，以抗衡煙草商每年以千萬元計的糖衣包裝。至於民間方面，亦開始陸續出現一些幫助煙民戒煙的講座、戒煙班以及戒煙電話熱線，雖然主辦單位宣稱反應踴躍，而且成功率高，但戒煙在香港一直不成氣候。

　　今天市民都享有無煙的公共空間，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以至娛樂場所都一律禁煙，但原來類似的限制早在60年代已經出現。當時的巴士乘客不准在下層吸煙，渡輪亦同樣劃出了不准吸煙的區域，並張貼相關標語，後來還設有罰則。只不過數十年來也沒有認真執行過，規則形同虛設，市民皆習以為常。政府曾於1972年成立了委員會探討本港的反吸煙前路，並於1974年發表了相關報告，分析了一系列數據和提出建議，然而社會大眾對報告的反應仍然甚為冷淡。

除了煙，還要戒甚麼？

　　的確，吸煙對身體的影響一般不會在短期內出現，或許這就是煙民繼續我行我素的主因。但為了公眾健康，政府唯有加強立法和調高稅率。 1982年政府制定《吸煙（公眾衛生）條例》，內容包括規定公眾場所禁止吸煙，規定煙包上和廣告必須附上健康警告字樣等等。各式各樣苦口婆心的勸告，過去主要針對一手煙民，直至80年代後期，社會開始留意到二手煙的害處，反吸煙的宣傳便出現新路線，市民大眾漸漸明白吸煙並非只是煙民自身的問題，而政府亦有理由更強硬地修訂條例與落實執法。

　　經過多年努力，按2008年的統計，每日吸煙的香港人約有68萬，佔15歲及以上人口約一成二，相比數十年前可算下跌了許多，而且還有繼續下調的趨勢。但經歷數十年的反吸煙運動，仍有不少吸煙者堅持吸煙無害，最少是無大害，而且抗議被不公平對待和「權利」受不合理限制。他們對眾多醫學研究的質疑或許勉強，但他們亦提出一些值得大眾反省的觀點。例如，社會對許多形形式式的不良產品和對健康有害的東西不加限制，甚至容許推廣，為何獨獨要針對煙民呢！我們持著危害健康之名而大張旗鼓地反對吸煙達半個世紀之同時，我們有否以同樣積極的態度，戒掉城市人許多其他不良的生活和飲食習慣？

鳴謝：「香港政府檔案處　歷史檔案館」

　　行入便利店，收銀櫃檯前總會當眼地擺著一排排避孕套，盡管會令顧客不甚自在，但經過這麼多年，大家都習以為常。不過，料不到便利店的前身─士多，數十年前已經有避孕用品出售，且是鄉村士多呢！

三十歲媽媽「生成打」

　　人口膨脹，是香港人歷久常新的話題。人口上升有許多因素，包括新移民流入、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和壽命延長等等。香港地理環境獨特，本身地方雖然小，但卻因著與中國內地相連，人口流動對本港人口影響巨大。戰前本港人口已超過一百六十萬，其後受戰爭影響跌剩三分一；然而戰後不久，1950年人口又彈升至二百三十多萬。新移民落地生根，接著便開花結果，生兒育女。

　　家庭是社會結構的核心單元，今天的年輕家庭面對經濟壓力，絕大部分都只生一至兩名孩子。當年人口突然倍增，面對戰後百廢待興，基層市民生活困苦，但按中國人傳統，大家庭彷彿是福氣的象徵，而且被視為家中的勞動力，是以即使生活艱難，生育率卻依舊高企，年過三十的媽媽有的已經懷孕十數次，然而丈夫每月收入卻僅過百元甚至屬乎赤貧。今天三十餘歲的已婚女性也許還未為人母，仍在籌算所需金錢而不敢生育。

從「優生會」到「家計會」

　　大家庭常見於務農社會，但換在城市，要養活一家十口、供書敎學，情況便大有不同。除了個別家庭的生活困難，從宏觀角度推算，人口過剩亦為社會帶來壓力，尤其當這一代孩童成長之後，他們亦會成家立室，若他們也如上一代一樣嚮往大家庭的熱鬧，這個城市的人口上升比例確實叫人擔心。

　　早在戰前，香港已經有志願人士看見基層市民的生活困難，他們兒女眾多，卻又無力照顧，於是在1936年成立了「香港優生學會」，致力推廣計劃生育的觀念，及至1941年因戰爭而暫停。九年之後，優生會的志願人士決定再次起步，並易名為「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至今年剛好慶祝六十周年紀念。

運作超過60間診所的志願機構

　　即使你從未使用過他們的服務，今天我們都不會對家計會感到陌生，他們許多經典的電視宣傳廣告都深入民心，「兩個夠晒數」這句口號亦已成為兒女數目的理想指標。可能唯一會令人意外的，是這個深深影響著香港人口發展的機構原來並非政府機關。背後的原因且不深究，然而若非憑藉志願者的熱誠支撐，相信早期亦難以展開工作。由於財力所限，家計會成立初期41位工作人員當中，40位都是義工，只有一位受薪職員。

　　家計會最初只有一間診所，後來善款漸漸上升和穩定，加上政府的資助，高峰期共運作超過60間診所。為了方便基層市民使用服務，診所都開設在人口聚集的地區，甚至刻意設在徙置區和木屋區。至於較為偏遠的離島區域，職員會借助政府的醫療船服務，一同乘船前往。

鄉村士多「撐」家計

　　可是，越需要「家庭計劃」的人，往往越不容易接受其理論和好處，他們既受傳統思想影響，又終日為生活奔波，工作忙，照顧家務也忙，對節育問題甚抗拒。礙於草根市民敎育水平較低，婦女更普遍文盲，一般文字媒體對他們並不中用，最有效的方法只有面對面交談，靠家計會的工作人員和義工主動逐家逐戶探訪，木屋區、徙置區，新界鄉村以至水上艇戶都是他們常到的地方。舟車勞頓還屬其次，面對居民的「過主」式抗拒甚至真的「落閘放狗」才考驗他們的毅力與信念。

　　除了家訪，家計會亦把握各種機會推廣計劃生育，例如於工展會設攤位和在母嬰健康院及人民入境事務處進行外展工作。不過最特別的，莫過於70年代和鄉村士多合作售賣避孕用品。當年家計會的工作人員到鄉村進行外展工作，為了方便那兒的婦女購買避孕用品，他們會將一定數量的避孕用品寄售在那裡的士多。初期的外展工作者要面對惡犬，及至70年代家計會竟能在鄉村找到這個難得的合作夥伴，可見市民對計劃生育的認識與接受程度已明顯上升。

　　隨著敎育水平提升，社會經濟轉營，今天香港人口結構面對的問題亦有所改變；以往害怕生育太多，近年特首卻祝願新婚夫婦生夠三個。有人大膽推說在香港養大一位小孩要花三百萬，然而三百萬在香港人心中首先聯想到的，恐怕是一個居住單位。香港人由一家十口縮減到一家四口，用上了數十年；如今又想由四變五，你猜要多久？

　　「毒」可致人於死，「藥」可救人於危；各走極端的兩個字，偏偏又可以弔詭地走在一起─「毒藥」。其實藥本身都可能有毒，毒本來也可以是一種藥物，可惜無知者會誤用，不法者會利用。今天資訊發達，毒品的禍害眾所周知，但毒販依然有力保住市場，何況是當年。

鴉片自由港

　　香港開埠源於鴉片戰爭，期後數十年一直是鴉片運輸港口，一切鴉片有關的生意，包括出入口、零售以至吸食皆屬合法。今天一些跨國企業和城中富豪家族，當年也是靠經營鴉片相關生意而發跡，之後才轉而投資其他行業。其實當時連香港政府都染手其中，管理專營牌照，開設公煙館，提供鴉片零售。鴉片能合法地在香港流通了一百年之久，對於我們這一代的市民實在匪夷所思。

　　盡管當年吸食鴉片情況普遍，而且好此者不乏上流社會人士，中國人甚至美其名為「福壽膏」，猶如保健食品；然而，戰前報章間中也可見市民因吸服鴉片而中毒送醫院救治之報導，看來吸食鴉片會上癮、危害健康甚至死亡，皆是當時社會已知的事實。其實西方國家在十九世紀末已陸續肯定鴉片的毒害，並且在本國開始落實取締， 1909年還首次在上海舉行了萬國禁煙會，可是禁煙之風卻遲遲吹不到香港來。

戰後港府「金盤洗手」

　　當年香港政府透過鴉片販賣之發牌制度，坐收龐大而穩定的稅收，在1918年的高峰期甚至佔政府收入的四成半！加上華人社會對鴉片的多年誤解未除，需求成習，即使面對社會良知以至來自英國政府呼籲禁止鴉片的壓力，港府改變相關政策的速度仍甚緩慢，直至1930年代才正式舉起反鴉片的旗幟。然而在二次大戰之前，實際上市民仍可以合法地吸食鴉片。 1935年本港人口不足100萬，但每年鴉片銷量估計仍高達50噸！

　　戰後，內地移民大量湧港，連帶毒販也來到香港繼續其勾當，毒品帶來的禍害日益明顯。1949年，九成的囚犯都是吸毒者。「鴉片就是毒品」終於為大眾所共識，政府亦「金盤洗手」。及至1958年，據當年監獄處（即現今之懲教署）統計數字顯示，入獄之18000多人中，超過六成所犯的罪行與毒品有關，足證毒品與罪案分不開的關係。雖然當時沒有正式統計吸毒人口，但估計全港有十五至二十萬人染有毒癮，要保持社會安寧，禁毒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項施政。  1959年底，港府發表了香港毒品問題白皮書，呼籲社會同心打擊毒品問題，加強宣傳和教育。

浪子回頭需援手

　　雖然政府立例禁毒，但毒品走私問題卻十分猖獗，禁毒成效一直不理想。一方面因為難於在自由貿易頻繁的香港截斷毒品供應，當年執法機關貪污問題嚴重亦有影響；另外社會未懂得對吸毒者伸出援手，間接地維護了需求。

　　根據當年曾吸毒的過來人所述，早年香港沒有任何戒毒服務，除非坐監，否則吸毒者要浪子回頭，就只能靠自己。他們自製「鴉片水」作為替代品，把鴉片開稀飲用，至於用甚麼溶劑來開稀則各施各法。戒毒者依賴這種替代品「頂癮」，然後逐步將份量調稀，期望最終將毒癮戒掉。過程其實都十分辛苦，但總比一下子完全離開毒品容易。有些戒毒者會主動尋求醫生幫助，但醫生亦只能給予一些止痛類的藥物作輔助，能否堅持到底就只靠戒毒者的決心。雖然不乏成功的例子，但即使肉體上的毒癮戒掉了，卻總是戒不掉心癮。有過來人表示曾靠飲鴉片水戒毒十多次，每次都似乎成功，回頭卻仍抵受不住誘惑，直至得到福音戒毒機構的協助，靠著耶穌才得以重新做人。

　　鴉片對香港社會的影響到1970年代才逐漸消退，但並不代表毒品問題得以解決，只不過另有毒品例如海洛英和可卡因代之流行而已。面對毒品問題，除了嚴厲查禁，更應多加關心吸毒者面對的困難，從人的生命深處著手，才可幫助他們脫離困境。雖然當年香港政府曾充當鴉片大莊家誠然荒謬，但面對失去四成半的收入也終歸「戒毒」成功，總算撥亂反正。積極一點，這對誤入歧途之吸毒者和販毒者，未嘗不是一個浪子回頭的好見證。

鳴謝「香港政府檔案處　歷史檔案館」

　　一間醫院能夠運作順利，需要結集不同資源，而且每項資源都要配合得宜，不論是昂貴的醫療儀器，還是便宜的毛巾枕袋，稍有混亂，同樣牽一髮動全身。 50年前，政府醫院與診所的衣物會交由私營洗衣公司清洗，但一個來得突然的轉變，累得政府要絞盡腦汁，極速地在一個月內設立一個中央洗衣工場，過程中還間接得靠美國海軍幫助呢！

第一個中央洗衣房

　　1961年，一直承包政府洗衣服務的私營洗衣公司決定約滿後不再續約，這個消息叫政府十分頭痛。有幾頭痛？當時港九新界的醫院和診所每天要清洗的衣物數量龐大，單是嬰兒尿布已經有7000條，連床單、枕頭袋、被毯、醫護制服、手術袍、口罩、毛巾、病人睡衣褲等等，大小衣物總共超過24000件要清洗，要短時間內找辦法承擔起這個任務，政府只有向最新興建並快將投入服務的伊利沙伯醫院打主意。

　　1950年代中，面對人口膨漲，醫療服務需求上升，政府開始籌建伊利沙伯醫院。及至1961年，當這所號稱英聯邦國家中最大型的醫院，按計劃興建至最後階段，為了應付上述爆出的問題，當局決定在最後一分鐘修改設計。其實按原定的計劃，新興建的伊利沙伯醫院將設有一個洗衣房，然而規模只足以應付該院本身的需要，現在要擴充為全港服務，當局急急在一個月內加添器材和改動其他相關基礎設備，務求將工場的吞吐量倍增。這個目標最後總算達到，但當局估計這仍未足以應付所有洗熨工作。在政府手上，可有甚麼部門有足夠的機動性，能即時出手襄助？

二手洗衣機夠環保

　　論機動性當然首選警隊，不過今次及時配合行動的並非警察，而是被警察捉回來的囚犯。當年政府選了在荔枝角女子監獄設立一個大型的洗衣工場，以補伊院不足。有別於伊院洗衣房設計完善先進，這個由女囚犯擔綱的洗衣房配備了許多家用式熨斗和熨衫板，一於用人海戰術，工廠式運作。但畢竟已經是六十年代的香港，多簡陋的洗衣場還是應該裝有大型洗熨機器才靠譜。所謂天無絕人之路，來不及訂購，還可以「執」！

　　話說當年碰巧有兩艘退役美軍艦艇停泊在港，正準備拆卸，當廢鐵回收。海軍也要每天洗衣服啊！政府速速安排工程人員幫手拆船，從廢艦上拆除多件「貴重」的大型洗熨機器，運到荔枝角洗衣工場安裝，四周內完工，既快捷又環保。運作下來的荔枝角洗衣工場，洗衣數量雖然只及伊院洗衣房一成，但在分工上實在亦幫上了忙。

十年用量三倍上升

　　踏進七十年代，醫院的使用量持續上升，新醫院亦陸續落成，伊利沙伯醫院的洗衣工場已不勝負荷，醫務衞生處遂於1972年再斥資數百萬，在柴灣開設第二個大型洗衣工場。 1975年，兩個工場合共聘用200多名洗衣工人，每月清洗超過230萬件衣物，當中由伊院負責的仍超過六成，每天約清洗5萬多件衣物。及後瑪嘉烈醫院啟用，柴灣洗衣工場亦需要立刻增加人手配合。時至今日，全港共有九間洗衣工場負責清洗醫院衣物，當中有六間由醫院管理局管理。

　　回想當初究竟為何外判商會短時間內決定不與政府續約，而政府又為何找不著或不找另一所外判公司？真正的內裡原因相信只有相關人員才知道。不過翻查資料， 1960年代初洗衣業確面對過經營成本急升的困難，因而紛紛加價求存；適逢香港亦遇上旱災，使用大量淡水的洗衣行業幾乎無法經營，預早改由政府接手，戲劇性得來似乎又頗合情理。

　　每逢有青年人決定投身醫護行列，身邊人除了欣賞他的心志，十居其九都會關心一個問題：「你不怕血麼？」但其實除了血之外，原來還有不少更難應付的挑戰在前面，六年的醫學院生活，最終必會留下許多難忘的片段。若今天一群退休醫生聚首話當年，你猜會談起甚麼精彩故事？

與骸骨做朋友

　　為醫者必須熟識人體構造，別以為只有跌打醫師才會對筋骨有研究，其實醫科一年級便已經要學習人體骨骼構造。數十年前的醫學生每人都擁有一副人體骨骼標本，方便溫習和研究。這麼一副真人骨骼標本，即使從師兄手上買回來的二手貨也值港幣200元，在60年代大概已足夠到中環鏞記宴請兩桌了，清貧的醫科學生要應付這類開支實在非常吃力，唯有多找幾份補習。那些人骨掛起來一般都比華人略高，有說多來自印度的，因為那裡多貧困的無名屍骨。但實際來源卻難以考究，或許同學們都不想對它多作了解吧。

　　決定入讀醫學院的學生，都早有心理準備要學習面對血和屍體，如此常伴一副人骨，也可算是其中一個考驗。但對於學生的家人，要長期與一副不明來歷的骸骨共處一室，相信大部分都難以接受。所以有些學生因怕家人忌諱，會盡量避免把骸骨帶回家，即使要帶回家，也必會把它收藏得整齊美觀，若一旦被發現了，還要佯說是塑膠仿製品呢。

被受尊敬的「老師」

　　要認識人體構造，除了骨骼標本，還要面對甚麼呢？若閣下聽到中學生物科要解剖白老鼠，也許會感到毛骨悚然，但請你再留意副題才再繼續看下去吧！解剖屍體是每位一年級醫科學生必經階段，當年全班學生會分為六人一組，每組會獲分配一具屍體，放在專用課室，讓學生在一年的課程內進行解剖。雖然每位組員都有解剖的機會，但其實當中也有些比較「禮讓」的，眼看多過手動；亦總有一些特別「熱衷」的，搶著動刀，同學稱他們做「eager （音：衣架；意：熱切）佬」。

　　由於屍體已經過特別處理，散發著濃烈的藥水味，所以每次解剖課後，同學歸家第一件事必然是洗澡。氣味還算容易清除，但解剖過程卻會深印腦中，真的連做夢也記掛著那位「老師」。除了解剖經過處理的屍體，以前高年班的醫學生還有不少機會觀察老師在醫院為剛過身的病人驗屍，那麼膽子就會練得更大了。若要醫學畢業生數算多年來最深刻的學習經歷，相信非此莫屬。

院中「最低等」的一群

　　五年的學習之餘，醫學生還要接受一年的實習挑戰。實習醫生常被稱為「houseman」，若翻譯為中文，其實解作「僕人」，其工作內容與待遇可想而知。那一年其實沒有所謂工作範圍，因為甚麼都可能要做，而且沒有年假，曾經有實習醫生要結婚，幾經申請也只求得兩天假期。除此之外，身為「最低等」的一群，難免成為戲弄的對象。以前衛生環境差，醫院亦未必處處整潔，例如殮房常有老鼠出沒，百厭的同事便藉此創作故事恐嚇夜更的實習醫生，說小心裡面有甚麼會動的，渲染一番，弄得不慣獨睡一室的實習醫生，連廁所也不敢上呢！不過，有苦亦有甜，夜更的同事們每逢帶來佳餚宵夜，實習醫生也定分得一杯羹；而熬過「密雜」（工作又密又雜）的一年，甚麼都會做過了，那麼便甚麼都會懂得做。畢業的醫生回頭再看，那總算是一個用最短時間熟習工作環境的方法吧。

　　將實習醫生稱為「houseman」，實在非常有意思。其實這些年來，每一位在香港畢業的醫生都經歷過同樣的鍛鍊，即使今天已成為大國手，當年也當過名副其實的「僕人」。社會不斷的轉型，今天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關係已大為改變，但願每位醫生除了擁有父母心，還常存那顆僕人的心；而病人與家屬亦懂得欣賞他們所付出的一點一滴，敬重他們的勞苦，互相尊重。

　　我們的健康，按理不會有誰比自己和家人更關心。但作為一個市民，若一旦生病，其實亦會損耗社會資源。因為除了不能工作之外，還得要使用醫療服務。因此，政府就有責任保護市民的健康，特別是兒童的健康。

從徵兵開始

　　一個半世紀前，法國和瑞典政府開始監測學童健康狀況。20世紀初，英國亦開始關注學童健康。事緣當年英國徵兵，過程中發現不少英國青年人的體能都有所不足，促使英國政府開始發展校園醫療服務。那時期由英國管治的香港，類似的政府工作最早亦可追溯至1909年，當年政府派員到多所學校對學生進行了健康調查。這調查維持了一段年日，原本計劃每季進行一次，但因人手問題，加上公共醫療服務有所發展，這項原為定期的調查最終維持不了。

　　1930年代，政府開始在數間官立學校內開設診所，治理學童的輕微疾病。自願參與計劃的學童每年需繳付3元，除了可享醫生診病服務，還可以接受一次體格檢查，如有需要更可獲配一副眼鏡，還有牙科服務。這計劃維持到50年代，特設之學童診所相繼增加，那時年費已加至5元，服務亦從官立學校推廣至津貼學校與私立學校，並接受老師一同參與。計劃仍屬於自願性質，雖然政府每年皆呼籲家長參與，並請學校和老師協助落力宣傳，但參與的學生比例不算高。

公私合作的保健計劃

　　戰後嬰兒潮加上內地移民湧入，令學童人口急速上升，原有之學童保健服務運作模式難以應付。雖然過去參與人數一向偏低，但按學童數目上升趨勢，政府需要增聘75位醫生，加上護士和器材等連帶支出，面對如此長遠負擔，政府不得不另想辦法。

　　經過多年研究，政府決定與私營醫生合作，由參與計劃的醫生負責診治患病學童，政府負責資助，學童仍然維持自由參與。這個新計劃由1964年開始實行，學生每年需要繳付7元，可享服務包括一次體格檢查，全年免費到學校指定的私營西醫診所看病和領取指定範圍內的藥物，如有需要，還可以免費往政府胸肺科照X光。雖然費用跟以往相若，但卻缺少了配眼鏡和牙科服務。首年參與新計劃的醫生有257名，而學童則有83042名，比起當年全港超過80萬之學童，其實只佔一成。

吸引力始終有限

　　改革後的學童保健計劃，反應一直未如理想，雖然政府每年大力宣傳，又對計劃作出多次微調，1972年甚至曾減價至五元，但參與人數仍不見起色。坊間意見一直批評計劃保障範圍太窄，對沒有涵蓋學童普遍面對的視力和牙齒問題感到失望；又有人擔心參加計劃的學童會淪為私家診所的「次等病客」，因為即使連同政府之補貼，私家醫生照顧一位學童每年所獲的報酬都不過百元；而且家長只能從學校所定的參與醫生名單上選擇，若學童一向所見的醫生不在當中，家長都不願參與；加上公營門診服務日漸進步，而且收費不高，這保健計劃對於每年只會帶子女見數次醫生的家長其實不算吸引。

　　學生反應欠理想，私營醫生的參加人數亦因為酬勞有限而一直偏低，加上學童一年內可以免費無限次求診，醫生也擔心服務會被濫用。如是者經過25年，政府才較大幅地改動計劃。1989年開始，學童除了每年繳付12元登記費，每次求診須另繳10元診金，而政府則津貼每名學生每年120元。這次修訂雖然滿足了醫生的要求，但整個計劃最終仍在1993年被現有的學生健康服務計劃取代。該服務主要內容包括為學童進行體格檢驗和提供健康敎育及輔導，至此，逾60年津貼學童看醫生的日子正式結束。

　　現在的醫療和60年代，甚至90年代相比，當然更加優勝。然而學童們的健康卻並不見得比之前更好。因此，作為家長的，相信更要加倍用心。所謂病向淺中醫，過去的保健計劃為有需要的學童提供了一定的保障；然而預防始終勝於治療，要保障學童健康，讓他們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方為基本上策。你有沒有「早睡早起」、「多做運動」、「均衡飲食」等生活習慣？我們有為下一代樹立好榜樣嗎？

鳴謝：「香港政府檔案處　歷史檔案館」

　　曾幾何時，香港的西醫服務並不為華人接受，市民視醫院猶如衙門，醫生更被尊稱為「醫官」。到了六、七十年代，公立西醫服務日漸普及，醫院在市民心中的形像亦大為改變，因此服務供不應求的情況愈趨嚴重。面對「全院滿座」的問題，除了加快興建醫院、培訓醫療人才，還有甚麼方向呢？

何不早日回家？

　　由於大眾都要求接受醫院的治療，住院病人甚至認為要完全痊癒才該出院。但事實上有一些病人無論留院與否，他們的康復進度也不會有分別。若能鼓勵和協助這類病人回家中療養，可讓病人和家人不至分開，也能多加照顧，而醫院的資源亦可運用得更有效率。

　　1967年，九龍楊震社會服務中心在香港創辦了社康護理服務，後來陸續加入的有聖母醫院、明愛中心、聯合醫院和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他們都算得是社康護理服務的先驅。推行社康護理服務並非單單為了紓緩醫院病房與門診的壓力，因為社康護士除了肩負對離院病人的護理工作，還要推動家庭健康敎育，因此社康護理其實是一個積極和進取的醫療發展。由於當年基層敎育程度偏低，如何按時服藥以至健康飲食與作息等健康常識，皆可以透過社康護士傳遞得更廣泛和深入。

遠道而來的關懷

　　服務開展初期，由於病人以至醫生都在摸索，轉介個案雖然不算多，但基於財政問題，社康護士人手十分有限，所以工作亦算是繁忙。加上當年交通不便，雖然個別社康護理中心獲善長捐贈汽車代步，但仍不足應用；況且許多基層病人的居址都沒有道路直達，住在山邊寮屋以及露宿者更沒有地址可言，因此常常需要相約病者家人引路才能找到病人；加上服務範圍廣，這位病人住西環，那位病人住筲箕灣，護士們每天都要花上許多交通時間。並且那時候治安並不如現在的好，單獨上門的護士還要面對人身安全問題。曾經有社康護士在病人家中碰巧有賊人入屋行劫，幸而賊人知道護士要趕往照顧下一位病人，就匆匆離去，那該算盜亦有道罷。

　　雖然西醫和護士過去予人的印象總是那麼嚴肅，有人甚至形容他們惡，但社康護士的服務卻很快就被接納了，他們與病人和家屬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因為在病人出院之前，社康護士已經開始接觸病人和家屬，向他們介紹回家後所接受的護理計劃，減少他們的焦慮，讓他們感受到護理人員的關懷。由於社康護理在外國較早流行，所以在香港發展初期，也有由英國請來的外籍護士參與訓練及推動，並親身到病人家中護理。一位遠道而來經驗豐富的外籍護士，進到基層市民聚居的社區，照顧一位病人，並以粵語關心病人與家屬，怎不令人感動。

沒有牆壁的醫院

　　十年開荒，服務雖然得到病人肯定，但初期的社康護理服務一直依賴捐款維持，發展難免受到限制。因此早期每所機構的社康護士都屈指可數，他們雖然接受了培訓，但合格後亦未必能全時間參與，因為他們往往要兼顧醫院的護理工作，但每位護士一天仍可以探訪人五至八位，可見他們的工作能力與壓力。

　　在社會支持下，政府經過多年的研究與觀察，亦終於認同這項服務的成效。在1977年開始補助這項服務，半年之後，除了全面資助服務外，更肩負起培訓工作。數年之內，全港社康護士由十多人增加至三百多人，而每年上門探訪病人的次數亦由4萬次上升至超過11萬次，受惠病人數目亦由5千增加至7千。當年上門每次服務收費只是五元，但若病人的財政有困難，仍然可申請減免，真的是價廉物美。

　　能夠將專業護理和保健知識從醫院帶進病人家居，讓他們安心在家療養，甚至漸漸康復，有人認為這正是「無牆醫院」的精神。醫護受訓的目的，固然是為了照料病人，但其實病人最信任的，始終是身邊的親人。面對頑疾，有時候醫護與病人都無能為力；能夠讓病人回到親人身邊，躺在熟悉的床舖上，有家人噓寒問暖，再加上社康護士定期探訪，豈不更符合醫「療」的本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