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心情依舊

　　電影《落葉歸根》中，病重的朋友向主角訴苦，說害怕客死異鄉後會化為無主孤魂，得到主角一口承諾：「你過身後，我就是背也要把你背回家鄉！」其後朋友病逝，主角果然歷盡千辛萬苦將朋友背回鄉間。電影除了展現朋友間的道義，其電影名稱亦道出中國人對身後事的傳統觀念─落葉歸根、入土為安。這種觀念在華人社會一直根深蒂固，及至十九世紀，遠赴重洋的華工亦希望自己的遺體能運回家鄉安葬，當中義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為何會有義莊的出現？

　　義莊建立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為海外華人提供原籍歸葬服務；第二，為本地居民提供暫時安放先人遺體的地方，使他們有足夠時間尋覓合適墳地。

　　探究前者，得一提海外華僑在異國所建立具有地緣色彩的會館和血緣色彩的同鄉會等組織，這些組織除了維護會眾的自身利益外，亦會提供喪葬服務；而義莊則應運而生，成為運送的中途站。中國人重視鄉情，加上對先人遺體的尊重，所以客死異鄉也要將遺體運返出生地，讓落葉得以歸根。即使不幸未能將先人的遺體運返，他們也會運送一個空棺木回鄉，當作運回死者的靈魂，圓死者「回鄉」的心願。所以義莊有時候也會接收到空棺木。

　　至於暫放先人的用途則源於中國人多信風水命理。信者認為山墳地點和落葬的時辰會影響後人的壽元或健康等問題，故此為先人下葬不能輕率急切；加上葬禮往往要等死者家屬到齊才可進行，而集合家屬亦需時間，義莊正好解決了棺木暫存的問題。

東華義莊聞名海外

　　本地以至海外華人都對義莊服務需求殷切，但多年來能夠聞名海外的服務單位，要數東華義莊。東華義莊特別獲華人信任，內在條件方面，因東華三院乃香港政府認可的慈善團體，而且總理大多是非富則貴的商人，早年他們又可以「捐官」，意思即是可以買官，所以他們能同為官員和商人，與海外接觸頻繁，為處理義莊的問題帶來便捷；外在條件方面，香港的地理位置適合成為轉口港，而且政局相對於內地為穩定，為香港成為原籍歸葬的中轉站帶來機遇。

　　再者，東華義莊所提供的服務十分仔細周到，不單只是照顧離世者，也照顧正在航行去美洲途中的華人。當年東華三院會施贈數副棺木予航赴美洲的輪船，萬一有華人於航行的途中離世，船上職員便會把他的遺體暫存在該副棺木中，抵美後再交予東華義莊處理。由於當年華人稱美洲為金山，所以有關棺木也稱為「金山棺」。

東華義莊遇到的困難

　　隨著義莊營運日久，名聲開始建立，東華義莊受到海外華人信任，營運上的困難亦接踵而來。

　　首先，戰爭幾次令到義莊營運幾乎停頓，戰事每禍及香港，棺骨運送便被大大阻撓。在日本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歲月，日本禁止香港輸入物資到內地包括棺骨，從外地送抵香港的棺骨結果要囤積至戰爭結束才能運返內地。但數年後又爆發中國內戰，棺骨運送再次停頓。雖然戰事過後，棺骨運送回復正常，但一時之間也難以處理之前囤積在義莊的大量棺骨，即使擴建地方仍未能解決義莊過度擠迫的問題。當時幸得各同鄉會及其他團體攜手合作存放義莊棺骨，問題才得以舒緩。

　　但即使在和平年代，運送路線暢通，東華義莊仍要應付好些「麻煩」。當年東華義莊會運用俗稱「蝦苟艇」的小型漁船，將先人棺木經水路運返內地。對於有關運費，東華已經要常常處理長生店「坐地起價」的情況；在船運過程中，更要面對地方官吏以至海盜的勒索。義莊提供的服務表面上受到各種協議和法規保障，但按當年香港和內地的法治水平，即使掛著「東華義莊」這個金漆招牌，亦難保一帆風順。

　　雖然東華義莊遇過不同的困難和挑戰，但它依然營運至今，甚至名人蔡元培先生、林百欣先生、周啟邦先生等遺體也曾安放於這裡。或許今天大家提及義莊就只聯想到死亡，然而它百多年來卻撫慰過無數海外華工，是達成他們落葉歸根這個心願的一個中轉站。它不但見證了百多年來華工在遠洋漂流的辛酸史，對傳播中華文化的鄉土觀念更是功不可沒。

　　有云現時公立醫院的醫生很辛苦，工時又長，但相比於以前，其實可算已改善了許多。1967年畢業的婦產科女醫生梁明娟，回想在伊利沙伯醫院做實習醫生的那一年，可說是年中無休，除了公眾假期和星期六、日沒休息，更往往連續工作三十六甚至四十八小時，甚至有次捱到胃潰瘍，在手術床邊跌個不省人事。

　　梁醫生立志做醫生，源於唸中一時目睹父親患胃癌，很辛苦的在家等候醫生來打止痛針，往往一等就幾個小時，小小的梁明娟就焦灼的站在門口大閘等呀等，最後父親終於離世，而她就下定決心要做一位解除病人痛苦的醫生。

　　當年香港大學醫學院只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女生，所以在教授以至同學眼中，女生們都很「矜貴」，不單沒有人會欺負，她們甚至得到教授的偏愛。當時的女生唸書成績都很好，所以上課時往往應男同學要求坐到最前排，給教授最先發問。

　　那日子對醫學生的要求很嚴格。梁醫生記得有一位外籍教授連學生穿的衣服和髮式也要管，學生若遲到就連課室也不准入。畢業後初到醫院工作，梁醫生和一眾女醫生也多穿旗袍和高跟鞋。那時的病房沒有空調，病床又擠逼，她們穿得那麼隆重，反而顯得很「古怪」。

　　梁醫生一直服務於婦產科，起初在贊育醫院，後來加入瑪麗醫院，及後再到般含道的那打素醫院和東區尤德醫院。六、七十年代的婦產科比現時高危，因為當時不少產婦來自艇家，既高齡又多胎，特別容易有各式各樣的併發症，有些來到時已經危殆，醫護人員都得緊張應對。梁醫生曾遇過大量失血的緊急個案，但血庫又剛剛缺乏血，有若干次她二話不說的就親自捐血，叫另一位醫生繼續急救，自己跑到鄰房捐血，她笑說新鮮的血效果特別好，大大有助凝血。

　　談及對現時的年青醫生有何忠告，梁醫生提出三句話，她說是作醫生的座右銘：To cure sometimes, To releas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她說醫生一定要有承擔和慈悲的心，知道自己不是萬能，世上有許多病是醫不好的，最緊要是陪伴病人，紓緩他們的痛苦。

　　梁醫生現時已七十歲多，仍堅守著這個信念退而不休，在香港防癌會做義工，她念念不忘的，除了因癌病去世的父親，更加是普羅大眾的許多病人。

　　人口密集的香港經常都面對著不同傳染病的威脅，政府對市民大眾的衛生教育工作可謂舉足輕重。現時，電子傳媒普及，政府可以採用多元的宣傳手法。那麼，在資訊科技相對落後的上個世紀，港英政府是如何向市民大眾推廣保持環境衛生的意識呢？

　　上世紀50年代初，大批中國難民湧入香港，香港的人口因而急劇增長，同時，惡劣的居住環境引發了不少社會衛生問題。為了解決社會衛生問題及預防疾病傳播，於是港府便以海報作為推行政策和教育宣傳的工具，因為海報的成本低且收效大，能有效接觸和教育廣大市民。1959年，Public Relations Office成立（即現時的政府新聞處），負責設計政府大部分的宣傳海報。由於當時市民大眾的教育程度較低，所以海報的設計通常以圖為主，輔以一、兩句簡潔的標語，令人一目了然。

　　談到海報，我們有否想過為甚麼我們會將Poster翻譯為「海報」呢？原來，海報這個名字真的與海有關！據說，在清朝時期，洋人來華從商，我國沿海碼頭不時泊滿載貨的洋船，商人會在碼頭沿街張貼Poster以推銷貨品，人們遂將這種具有宣傳目的的張貼物稱之為「海報」了。

　　Public Relations Office成立初期，特別塑造了「平安小姐」作為推廣衛生運動的代表。她的外貌由「平」和「安」這兩個漢字組成，身穿一條潔白的裙子。從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早期，「平安小姐」成為政府宣傳健康教育的形象大使，她每次都會教導市民一些簡單的日常生活衛生習慣，例如，呼籲市民注意家居清潔、防治蚊患和飯前洗手等。直至現在仍深入民心的「垃圾蟲」則是在70年代才誕生，取代平安小姐成為當時家喻戶曉的清潔宣傳大使。到了90年代，宣傳保持環境衛生的重責由形象正義的清潔龍家族接棒，包括：「清潔龍」、「沙灘龍」、「郊野龍」，以及時常提醒小朋友玩樂時，亦須保持環境清潔的兩條小龍「小清」和「小潔」。

　　除了海報外，港府亦逐步展開更多宣傳衛生教育的活動。在70年代，港府成立了全港清潔運動委員會，推行一系列的衛生教育宣傳。例如，1974年在各中學和小學成立「少清隊」（現稱為「公益少年團」），鼓勵學生參與清潔環境的工作。隨著電視的普及，港府亦開始嘗試製作一些鼓勵市民保持環境衛生的電視宣傳片，並邀請一些影視紅星唱宣傳歌曲，藉以提高其宣傳成效。

　　以上所提及的「平安小姐」、「垃圾蟲」和「清潔龍」，有否勾起那些年的回憶呢？抑或是第一次認識他們？無論如何，希望大家都不忘他們的使命—保持個人和環境衛生，減低疾病的傳播。

「平安小姐」系列宣傳海報（1959年）平安小姐話：只飲煮沸之水，勿飲不潔之水	「平安小姐」系列宣傳海報(1959)。	「平安小姐」系列宣傳海報(1959)。	「平安小姐」系列宣傳海報(1961)。	「垃圾蟲」系列宣傳海報(1975年)。

　　在香港，我們不難發現不少醫院都具有基督教背景。為何會有這些醫院出現呢？那就要追溯至香港開埠初期了。當時，西方傳教士紛紛來中國傳教，除了直接佈道外，他們還發展了醫療傳道的方式。談到香港最具代表性的教會醫院，那就非雅麗氏紀念醫院莫屬了。雅麗氏紀念醫院由倫敦傳道會於1887年成立，並於1954年與後來相繼成立的何妙齡及那打素醫院合併，命名為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醫療傳道的起源

　　其實，醫療傳道的起源可以進一步追溯至18世紀的英國。英國於城市化和工業化之後，出現了不少社會危機，當時教會積極回應，努力傳福音。不過，以往直接傳道的手法並不奏效，故除了說教外，傳教士也創辦了社會慈善事業，如贈醫施藥和辦教育，並發現以這些方法傳道的效果顯著。其後，英國的國力逐漸強大，便嘗試用這些方法到國外傳教。

那打素醫院的佈道工作

　　在英國殖民統治初期，港英政府對港人的醫療需要並不太關注，雅麗氏醫院的建立及其所提供的免費醫療服務為當時華人解決了燃眉之急，是香港醫療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作為一間基督教醫院，其工作不止於幫助病人解除疾病的煎熬，更進一步關懷病人和醫護人員的心靈需要。醫院投入服務初期，譚臣醫生被委派為醫務傳教士，開展醫院中的佈道工作。他邀請了基督徒藥劑師黎富治醫生以及道濟會堂的王牧師向醫院門診病人佈道，並在男女診室之間的牆打穿一個洞，以便佈道時男女病人皆可聽見和看見。當時，每個病房皆有主日崇拜及早晚禱，並為醫學生及護士成立查經班。直至1954年，醫院不再委派專任的佈道員，幾乎所有的傳道工作都是由護士和醫生負責，他們在一些外來的講員協助下，用影音廣播來幫助佈道。

巴治安醫生及「無牆醫院」

　　談到傳教士醫生， 就不得不提上世紀50年代來港服務的巴治安醫生。他原為倫敦傳道會的傳教醫生，擅於兔唇裂顎整型手術，其後加入倫敦傳道會所創立的那打素醫院。巴醫生提出的「無牆醫院」概念，更一直為人津津樂道。所謂「無牆醫院」，即幫助病人不應有醫院牆裡和牆外之區分，提倡社區醫療服務，將對病人的愛與關懷由醫院擴展至社區中的貧窮人士，體現出基督對人的愛是無分等級的。同時，巴醫生對於基督教聯合醫院的創立以及觀塘社區健康發展計劃皆有莫大的貢獻，並奠定了其他基督教醫院的社區醫療基礎。

　　時至今天，基督教醫院已經沒有傳教士醫生的足蹟了。但醫院的佈道工作並沒有因而結束，今天在不同醫院服務的院牧彷彿繼承了這個心志，並且遍地開花，向更多的病患者提供愛與關懷，以及信仰的慰藉。

　　二次大戰前後的香港，肺癆肆虐，六七十年代時，我正在政府肺胸診療所工作，可算適逢其會。當年政府開設了許多肺胸診療所，每間一般有三兩位駐診醫生，五六位護士，還有醫務社工和一些叫TB Worker的工作人員，這職位是當年專為探訪肺癆病人而設的，現在已沒有了。

　　肺癆傳染性高，而當時的香港生活環境擠迫，飲食營養又不足，所以患病者眾多。有說肺癆是「窮人病」，但其實當年也有富裕的人染上，雖然私家醫生也會診治肺癆，但由於此病治療經年，私家診所收費必定高昂。所以當年對付肺癆的擔子主要落在公營醫療系統，而衛生當局亦不負所托，做得非常全面妥當。

　　市民若懷疑自己染上肺癆，都可以到肺胸診療所就診，診所會為病人照肺和驗痰，確診者將接受為期一年以上的治療，每天要到診所打針，後來改為服藥。病者的家人亦需要照肺，若有人已被傳染，便一併接受治療。為怕病人半途而廢，政府規定病人要每天到診所在護士監督下服藥，記得當時診所開診時間為上午八時至晚上七時三十分，但人潮卻沒有集中在上班前後，人龍總是從早到晚都圍著診所。

　　「肺癆甚於輕彈！」這是當年流行的一句口號，可見市民對其恐懼可比今天的沙士。既是人人皆怕，醫治卻又費時，為了吸引諱疾忌醫的病人現身接受治療，政府對肺癆病人實在格外「關照」。整個治療過程費用全免不在話下（當年政府提供免費治療的疾病只有肺癆和性病，俗稱「花瘤」），若病人因病面對經濟困難，診所的醫務社工還會負責「出糧」。當然，逃兵總是少不了，那些TB Worker便是專責登門造訪，勸籲病人歸隊。

　　那時候還未發明應付肺癆的疫苗，理論上我們醫護人員都是非常危險，但想起來也奇怪，我們當年竟連口罩也沒有帶，主管甚至鼓勵我們不要帶，免得「焗病」。早期曾實施過一項防護措施，就是每人每天獲派兩支鮮奶，讓我們吸收足夠營養。或許我們見慣肺癆病人，實在一點也不害怕，而印象中十多年來也只有一兩位同事染上了。今天我已經退休超過二十年，偶爾因咳嗽而見醫生，醫生知道我當年的工作背景之後，反而立刻彈開了，實在令我啼笑皆非。

鳴謝：「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

　　四十年代打仗期間生活困苦，出生率很低。和平之後，隨著社會慢慢恢復元氣，市民生活漸見安定，才重新展開生兒育女的大計。

　　迎接新生命是家庭的開心事，而且半個世紀之前，普遍家庭都生養眾多，初生的嬰孩的確沒有今天那麼「矜貴」。今天的準媽媽大部分都做足入院準備，載滿入院用品的「走佬袋」亦會一早收拾妥當，更計劃好由家門到醫院的最快路線，緊張得很。但以前的媽媽則較輕鬆冷靜，有些臨生產前還在店子叫賣，突然覺得要生了，才跑去醫院。

　　當年的醫療科技固然不及今天，但產前檢查卻相當重視，因為出生率高，婦產科醫護人員的臨床經驗非常豐富，所以在醫院分娩已經十分安全。當時超聲波檢查的技術還未發明，負責做產前檢查的助產士都是憑經驗，用眼用手來為孕婦驗查，例如胎位是否正常、有沒有腳腫、有沒有產前流血等等。至於今天許多準父母都會透過產前檢查預知孩子性別，但當年則是無可奉告。

　　除了醫院，當年坊間仍流行私營留產所，只要有合資格的助產士就可以掛牌，基層大眾不少都會選擇。如果經濟條件較佳的，則可以到私家醫院分娩，環境當然舒適得多了，至少不會那麼擠迫。但若要比較，私家醫院又不一定比政府醫院優勝。尤其是當新建的贊育醫院於五十年代投入服務之後，政府的產科可謂跑贏一條街。

　　當時的贊育醫院號稱遠東最大產科醫院，最新的婦產科醫療設備一應俱全，例如嬰兒溫箱就是當年新引入的，就是在私家醫院都沒有。其他醫院或留產所類似的設備就只有一張小木床加一盞大光燈照射著。除了設備，贊育醫院人手也相當充足，因為它是香港大學的教學醫院，有醫學生派來實習。那時候贊育醫院非常受歡迎，早上排隊掛號的人龍長達數個街口，經常由西營盤山腰排到落山腳的七號差館（西區警署），情況好比今天家長排隊為子女報學校。

　　我在贊育醫院的手術室工作過數年，每天推進來的都是生產過程出現異常的產婦，有時忙起來數天也有家歸不得。雖然如此，這並不表示當年異常生產個案比外國多，只不過是當時生育率高，個案數目的也按比例增加而已。但由於設備先進，加上常有婦產科教授坐鎮，進入手術室的產婦多數都有驚無險。

　　二戰期間，香港淪陷。在那三年零八個月的日子，我在廣華醫院當學護。當時九龍連新界只有兩所公營醫院，分別是九龍醫院和廣華醫院。日治時期九龍醫院為日軍佔用，只餘廣華醫院照顧貧苦大眾，所以那時在廣華的醫護同事，都見盡不同病症。

　　低下階層的生活一向艱苦，打仗時期更慘，不少病人都是因為生活環境惡劣和營養不良而生病進院，例如肺癆和腳氣病人，都是醫院常見的。隨著環境改善，這類病人如今已經難得一見，諷刺的是不少現代人卻因為吃得太「好」而血壓偏高，甚至患上糖尿病。由於當年好些疾病例如肺勞仍是不治之症，加上藥物短缺，病人所得的治療其實有限，我們只能努力提供護理，盡量減輕他們面對發病的痛苦，例如派咳藥水和止痛藥等。雖然有經濟能力的病人，仍可請醫生代為在醫院以外購買較理想但昂貴的藥物，但此等例子少之又少。

　　除了藥物，其他院內物資亦不敷，就連棉花也要循環再用。那時候，新的棉花主要留給外科手術使用，大塊的會回收，交由專人以清水沖洗及以沸水消毒，過程雖然頗原始，但「二手」棉花也保證符合衛生要求，會作一般敷料使用。

　　甚麼都缺，醫院的膳食也好不到那裡，記憶中就有非常深刻的一幕。當時病人每餐只獲分配白粥一碗，是名副其實的「稀飯」。某天，一位病人從家中帶來了少許鹽，派粥的時候慷慨地主動與鄰床分享，院友非常高興，就好像「加餸」一樣。這情景讓我深受感動，卻也不勝唏噓。至於醫護人員，已相對地算是豐富。當時市民每天獲配給白米六兩四，而我們醫護人員則不論職級高低，從工人至院長一律每人每天獲配一斤。我不算「大食」，每天吃不盡一斤白米，便將餘下的拿到市場變賣，然後買來少許油和鹹魚仔做餸。

　　戰爭帶來的困苦實在難以忘記，直接受戰火所傷的固然可憐，一輪轟炸後在醫院門口趕忙接收傷者的場面歷歷在目；但老百姓承受的困難，更叫我害怕。那年頭的廣華醫院，似乎每天仍如常地接收新症和進行手術。但所謂巧婦難為無米炊，對病人而言，或許只比倒在路旁多些少尊嚴而已。

　　上環半山有一所過百年的兩層高英式紅磚建築，由於位置不太明顯，途人可能也留意不到。論氣派，它不及對岸的舊廣華醫院大堂；論名氣，亦比不上同區的高街舊精神病院。過去它一直低調如石屎森林中的陶淵明，但實際上卻是香港醫療衛生史上的張飛，堪稱當關大將。當年應付鼠疫、天花、霍亂、瘋狗症、結核病、食物品質、水質、驗屍甚至法醫，哪可少了它的份兒！

萬事起頭難

　　十九世紀末，香港爆發鼠疫，第一年即奪去二千多條人命，而更可怕的是染病死亡率高逾九成！受到這麼恐怖的瘟疫襲擊，除了衛生當局面對沈重壓力，也嚴重打擊香港的轉口商業活動。疫症持續數年不退，令當時港督卜力爵士(Sir Henry Blake)非常頭痛，於是決定向英國政府提議聘請細菌學家來港協助，並設立細菌學檢驗所。在百多年前，這實在是一個開創先河的決定，因為即使在先進的歐洲國家，成立專責醫學研究的實驗室也不過在起步階段。

　　首位到港擔任政府細菌學家的是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他在1902年履新。但他出師不利，為此行而訂購的大批儀器設備遇上沉船意外，猶幸這批器材的費用是由政府支付，但亦擔誤了他在香港開展工作的進度。然而即使器材稍後運抵，原定設立的細菌學檢驗所仍只聞樓梯響，不能順利展開。他和他的助手們都只能穿梭在幾個簡陋的實驗室工作。這樣的工作環境難免令亨特感到失望。

　　當年鼠疫重災區位於港島太平山區，由於衛生環境實在太惡劣，因為改善不果，這裡最終被移平。部分地方被批准按1903年公共衛生及建築條例重建樓房，另一大片地方則改為公園，那就是開放至今的卜公花園；而靠近堅道和樓梯街的位置，則用作興建了這所細菌學檢驗所，於1906年落成啟用。那時，亨特已經來港工作了四年。

　　整間檢驗所分為主樓、職員宿舍和動物樓三大部分，當中的主樓和職員宿舍至今仍完好保留，但動物樓則已拆掉，現為堅巷花園。原來的動物樓有兩層高，當年飼養了大小牛隻、綿羊、猴子、家禽、老鼠、白老鼠、葵鼠和兔子等，你可以想像飼養牠們的用途嗎？

五臟萬能的檢驗所

　　源於鼠疫而成立的細菌學檢驗所，主要的工作當然是檢驗老鼠以監察疫情，聯同在檢驗所成立前已肩負此重任的公眾殮房，他們每年檢驗數以萬計的老鼠。然而，檢驗所負責檢驗的東西還有很多，例如檢驗來自水塘、水井、街喉、水泉甚至住宅等食水樣本，以監測水質；又檢驗牛奶及奶類製品，除了測試病菌量，還負責監控其品質。此外，調查食物中毒，提供法醫服務，為醫院病人化驗病理樣本，皆屬其職能範圍，就好比今天的衛生防護中心，因此檢驗所的名稱亦於二次大戰後改為「病理檢驗所」。

　　但當年更換新名稱時卻鬧出笑話，中文名稱改得好，但其英文名Pathological Institute (PI)卻可以理解為「病態的檢驗所」。不知是否因為這名稱太有趣，很快已被慣用，改也改不來，唯有委屈檢驗所內「正常的」工作人員了！

　　檢驗所的工作實際上還不止於檢驗，在它運作長達六十七年的時間裡，同時也稱得上是一所疫苗製造廠，而且不單止供應本港所需，當鄰近地區出現疫情時，還會出口疫苗。檢驗所曾經製造的疫苗包括牛痘疫苗、鼠疫疫苗、霍亂疫苗、傷寒疫苗、腦膜炎免疫血清、牛瘟疫苗、瘋狗症疫苗、淋病病菌疫苗等等。 1961年本港爆發霍亂，全港數以百萬計市民爭相注射疫苗，多得檢驗所日以繼夜趕製。

退而不休，整裝再上路

　　雖然檢驗所經過風災戰火仍舊屹立，但運作了大半個世紀之後，它的設備已見陳舊，地方也嫌太狹小了。從今天各大醫院都設有臨床化驗部門可見，病理檢驗與病人護理難以分割。而且戰後香港人口急速上升，大型醫院相繼落成，病理檢驗服務逐漸分散到各大醫院乃大勢所趨。至於政府病理檢驗總部，亦於1960年遷往西營盤政府診所內新設計的實驗室，留下製造疫苗的部門繼續使用舊病理檢驗所。隨著1973年，製造疫苗的工序亦搬往薄扶林新址，為香港把關六十七年的病理檢驗所，終於完成使命。但它退而不休，繼續為病理檢驗部門存放物資，一直維持了十多年。

　　80年代，政府一位病理學顧問醫生有緣造訪，得聞這幢「貨倉」原來別有來頭，便游說將之保留成為古蹟。 1990年，政府終於將舊病理檢驗所列為法定古蹟，及後由香港病理專科學院牽頭為它梳洗沐浴，於1996年化身為一所民辦的香港醫學博物館至今，訴說香港醫療發展的故事。

　　百多年前，科學家開始注意一種從真空管中發出的陰極射線。淺白一點來說，他們在研究一種「光」。這種神秘的光，肉眼看不見，卻又能夠令密封的菲林底片曝光，換言之，這光擁有非比尋常的穿透力。要發表這個新發現，科學家總不能用「這光」或「那射線」來稱呼它，既然對它所知有限，當時暫且稱它為「X光」。

代號背後的諾貝爾獎得主

　　「X」原本只是一個代號，誰知一代就代了百多年。今天X光已是人所共知的專用名字，我們對它絕不陌生，無論是胸肺診斷、骨科診斷、牙科診斷等等，都常常用上或大或小的X光片。但原來除了X，它還有一個名字叫「倫琴射線」。倫琴是德國物理學家，他因為對X光研究有成，於1901年獲得首屆諾貝爾物理學獎。雖然當年許多科學家都主張使用倫琴射線這個稱謂，但倫琴自己卻大力反對，因為他這份堅持， X光這個名字繼續被廣為使用，而且比倫琴射線更普及。

　　平民百姓提起X光也許都只會聯想到照肺，然而它對於科學家卻是個偌大的寶藏。與倫琴同年代的科學家，不少都曾經進行過與X光有關的研究，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發明家愛迪生。今天我們都知道要適當使用X光，否則會對人體做成傷害，但當年的科學家卻不知就裡，既未能掌控輻射的強弱，研究時也並非全部都認真地使用防護措施，其實非常危險，據聞愛迪生的一位助手就是因為經常接觸輻射而賠上性命。

放射診療引進本地

　　倫琴於1895年底發表了第一份關於X光的研究報告，短短數個月後，X光就被應用在醫療診斷。因為X射線對癌細胞有特殊的破壞力，經過科學家的研究，1899年更開始應用於癌症治療。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基於放射原理發展出來的放射診斷與放射治療（即電療），便成為醫生治病的兩大得力助手。

　　香港的醫療科技一向緊貼西方發展，1903年，當時位於港島區的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紀念醫院訂購了第一台X光機，也是亞洲首台X光機，但卻要等到1910年才正式安裝啟用。當時主要用於診斷肺結核和骨折。1929年，位於西營盤的政府公立醫院（亦稱國家醫院）開始提供放射科服務。瑪麗醫院於1937年啟用後，其X光部門便取代了國家醫院的放射服務，政府亦於同年在九龍醫院成立X光部。兩年後，瑪麗醫院引入全港首部幫助癌症病者進行放射治療的深層X光儀器。這部儀器在二次大戰期間曾險被日軍拆掉，但因為日軍不懂拆除的方法，它才不至被熔為軍械，戰後得以被「拾回」，重新安裝服務病人。

戰後發展迅速

　　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香港，肺結核肆虐，由於照肺片是診斷肺結核最常用的步驟，因而對X光機的需求不斷上升。當年偶爾也會在報章看見有私營診所添置X光機的報導，亦見一些善長捐贈X光機予民辦福利診所的新聞，可見當年X光機的重要性。隨著診斷服務越來越普及，更是衛生防護的基本環節，後來更發展出流動照肺服務車，把X光機安在車上，效率就更高了。

　　雖然我們最常接觸到的X光服務，表面上似乎數十年沒變，但宏觀整個與之同根的放射醫學的發展，則非三言兩語可以羅列。且別提那些普通人理解不來的醫學名辭和儀器名稱，只提今天我們略有所聞的血管造影、電腦掃描、磁力共振，以及可以治療癌腫的X光刀、伽馬刀，皆屬放射醫學逾一百年來的發展成果。

　　去年日本關東地震引發海嘯，破壞了核電廠以致洩漏輻射，一時間弄得全世界人心惶惶，擔心受感染而患上癌症、生出畸胎，最近也有傳聞在當地發現異常的蝶蛾等等新聞。原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類對付癌細胞的其中一道板斧，就是利用輻射，但幅射卻又可以導至癌症。

鳴謝：「香港政府檔案處　歷史檔案館」及「香港醫學博物館學會」

　　廁所是你我每天必訪之地，除了大小二便，有人還喜歡在那裡讀報紙、談電話，甚至小睡。廁格彷彿成為擠迫城市中難得的私人空間，讓我們可以放鬆片刻。今天我們都追求潔淨衛生的洗手間，除了讓自己「去」得舒服，對遏止傳染病亦非常重要。難為我們的長輩當年只能使用「馬桶」，更多得那些每晚負責「倒夜香」的清糞伕。別誤會那是古裝劇的年代，其實現年七、八十歲的公公婆婆都親身經歷過。

夜香有價有市

　　現代人提起馬桶旱廁都會眉頭一皺，但在水廁未普及之前，廁所就是那個樣子，多麼難忍受都要習慣，即使每年夏季面對傳染病威脅，市民和政府都無妙法改善。過去新界地區以農業為主，由於進口肥料有限，所以甚為依賴從港九市區收集得來的糞便作肥料。 1940年代以前，清糞是一門利錢頗豐的生意，雖然每戶收費不高，但清糞工人工資低，加上部分糞便可以轉售予農夫，中間利潤還足以吸引分判商。

　　30年代曾有商人願意每年向政府繳納3萬大元，申請專利包辦全港清糞工作。或許因為這項申請被報導，公眾一算之下得知商人如何從中取得豐厚利潤，對此事甚為關注，故政府不敢妄動回應，一直向外宣稱正在小心考慮申請，而全港的清糞服務工作最後卻往相反方向發展。

接管服務引發清糞工潮

　　當時的清糞工序仍然非常原始落後，每夜十二時後，清糞伕便挑著糞桶逐戶拍門，入屋後便到廁所將馬桶內之糞便倒進糞桶，然後用少量清水簡單地洗刷馬桶，放回原處便離開。每位工人一晚大約可以為五十戶清倒，收集完畢便挑著糞桶往指定的收集地點，糞土或被轉售作肥料，或送上船隻運離港口傾倒。如此流程，雖然絕不衛生，但大眾都明白生活環境所限，只有無奈忍受；可是間中有偷懶的清糞伕，隨便將糞土倒在附近之山溝，則叫人忍無可忍。

　　類似問題一再出現，令人質疑政府能否有效監管清糞工作，而政府亦似乎對清糞公司失去信心，於1941年毅然提出由衛生當局全面接管清糞工作，變相取締所有私營清糞公司。此提議一出，清糞行業嘩然，老闆們被斷財路，清糞伕亦恐失業。雖然政府樂意優先聘用舊有清糞伕，但工資卻被指不足維生，逾千清糞伕不轉投衛生局，並請願要求政府擱置建議。政府最終沒有讓步，新安排於1941年5月1 日起實施。

　　實施當年，全港人口接近100萬，而市區樓宇多屬舊式建築，七成住戶沒有水廁設備，要依賴清糞服務。雖然接辦了清糞工作可以有效監管，但程序依舊不變，始終危害公眾健康。其實隨著城市的不斷發展，市民與政府皆越來越不能接受倒夜香的存在，但礙於戰前樓宇加裝水廁有技術困難，加上渠務基建未完善，衛生當局只能想法子改善清糞程序。

水廁普及，馬桶絕跡

　　戰後政府曾經嘗試使用新方法，每戶獲派兩個鐵糞桶，每天只需將要清理的糞桶交予糞伕，換來日前清理好的另一個，糞伕將糞桶帶到指定地點處理和清潔好，待明天再交換。這方法不必在住戶室內或街上傾倒和清洗糞桶，大大減低臭味和噪音的騷擾，而這個較為衛生的過程亦可以改於日間運作，不再擾人清夢。政府這個新方法雖然備受讚賞，不過由於成本高，政府一直只在少數地區試行，不願全面推廣。 1956年，政府引入機械吸糞車和洗糞桶車，較為先進和衛生。但至此時，市區仍有五成住宅沒有水廁。

　　隨著城市發展，戰後興建之樓宇皆裝有水廁，加上舊建築物陸續拆卸，清糞服務需求在60年代逐漸減退。 1962年，市區仍有大約三萬二千戶需要倒夜香。過去政府一直向用戶收取清糞費用，但眼見這服務的用戶數量急速下降，而且仍居於此等戰前舊樓的都是貧苦大眾，政府決定取消每年60元的收費，搏得一輪掌聲。時至今日，莫說家居用戶，即使是郊野公園都已採用水廁。但原來清糞服務仍然存在，為尚存的舊式樓宇居民提供服務。至於新界鄉村，不少仍用化糞池處理排便，這些化糞池其實也要定期清糞的，但程序和機械設備當然衛生得多，也許食環署或相關承辦商在處理清糞工序時，你也不易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