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前，日本人拍了一系列「盲俠座頭市」的電影，「盲俠」的勇武形象從此深入民心；不過，同樣來自戲劇，慈善伶王新馬師曾口中「那盲眼的乞兒仔」似乎較為切合以往的社會現實。今天隨處可見方便失明人士出入的設施，這算是社會對失明人士的起碼尊重；但在半個世紀以前，瞎眼者只能躲在家中，甚至乎更不幸地被家人捨棄街頭，自生自滅。
動了慈心的德國人
香港自開埠以來，吸引了不少西方宗教組織到來傳教，而除了傳教，他們亦切實地幫助基層市民。戰前的香港生活困苦，草根階層的生活環境甚是艱難，身體殘障的孩童往往遭家人遺棄街頭，而華人社會重男輕女，是以遭遺棄的失明小童以女孩居多。這情況引起來自德國的喜迪堪會（Hildesheimer Blindenmission）關注，他們遂在1897年開始設院收容失明女童，並供書教學。首間院舍位於西營盤，只是一所殘舊的小屋，收容了四名女童。
後來由於環境實在欠佳，女童多患腳氣病，他們不得不決定遷出該舍。當年資源有限的小機構想另覓地方，然而卻碰巧有許多菲律賓人因逃避當地戰亂而到香港來，以致便宜合適的居所更加難尋，最終決定全體遷往一水之隔的澳門。可是他們到了澳門不久，義和團的亂局就蔓延到來，於是全體人員又被迫搬回香港。在動盪的日子過活真不容易，老百姓如是，慈善組織亦如是，難得的是組織負責人仍竭力維持服務。
1901年，機構成功向政府申請撥地，於土瓜灣興建了一座可容納女童五十名的院舍，命名為「心光書院」又名「就光書院」。而位於薄扶林的院址則於1913年落成啟用，取名「以便以謝」。此名來自聖經，意思為「幫助的根基」。擁有自置的院舍，心光盲人院的服務卻未可穩定發展，皆因面對兩次世界大戰的展開，心光跟社會大眾一樣，又陷於困難。
戰火中的顛簸歲月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本來香港沒有被戰火波及，但由於心光的負責人來自德國，德國戰敗後，幾位德籍員工於1919年被迫離港，而心光的服務則由其他教會團體接辦，直到1928年才由喜迪堪會重新接管。誰知才過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又來了。
其時港英政府徵用薄扶林院舍，由於當時土瓜灣的院舍已經關閉，苦無出路之下幸得善心人及時提供一所大屋棲身。這所大屋位於新界，本來地點與環境都不甚合適，但眼見全院人數超過半百，連帶大量物資，院長也實在沒有考慮的空間，便在政府與一些善心人士的協助下匆忙地遷到新界。當年的新界非常落後，基本的水電設施原本已十分簡陋，加上戰亂被破壞，要照顧眾多失明院友可想有多困難。
1941年尾，才遷入新界不久，日軍便大舉攻入。今天稍為認識何謂「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人，都知道當時的日子難過，何況他們首當其衝，且院友皆為婦孺，想必凶多吉少。但世事如棋，局局新鮮，或許因為二次大戰時日本與德國結盟，據聞日軍不但沒有為難他們，甚至在日治時期接濟他們，還以軍事武力保護他們免受土匪傷害。可是雖然避得過炮火，卻避不了傳染病。由於他們所居之新界地方疫症流行，加上戰爭期間缺乏醫藥，院中女童因感染瘧疾和腳氣病致死者眾，能生存至重光的只有十八人，僅餘三分之一。重光後數年，幾經爭取，心光眾人終於在1948年重返薄扶林。
是苦盡甘來抑或禍福相倚？
兩次世界大戰過後，由於傷殘人士數目大增，而當中許多都是為國家參與戰事以致傷殘的年輕軍人，各國政府基於責任感而向他們提供福利、復康和再培訓等服務，協助他們重投社會，繼續積極生活。而從那時起，世界各地對傷殘人士的態度開始逐漸轉變。心光在過去顛簸的歲月裡一直倚賴德國喜迪堪會的經濟支持，直到1956年亦開始接收到政府的資助，標誌著社會的認同和接納。
失明人士和其他殘障人士一樣，以往曾被視為家庭以至社會的負累，即使在西方較先進的國家亦不受尊重，誰會料到這情況會因為兩次世界大戰而轉變，甚至現代化和系統化的復康服務、職業訓練及特殊教育亦因而萌芽？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