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依舊:苦口「涼」藥

  提起葫蘆你會聯想起甚麼?道敎的捉鬼天師,還是風水陣?我卻想起放在涼茶舖內的藥葫蘆。經過舊式涼茶舖,總會看見一兩個銅葫蘆放在門前,葫蘆內盛滿涼茶,但你有沒有想過為甚麼要以葫蘆盛涼茶呢?

葫蘆裡賣甚麼藥?

  漢代某一個夏天,河南地區爆發瘟疫,很多病者死去。有一天,一個老人來到長安並開了一間中藥店,店門前掛了一個盛了藥丸的葫蘆,每當有染上瘟疫的人來求醫,老人便會把藥丸給患者沖服,患者便藥到病除。(出自《後漢書.方術列傳.費長坊》)自此以後,很多藥材舖就以藥葫蘆作標誌,然而今天葫蘆裡賣的不再是治瘟疫的藥,而是清熱解毒袪濕的苦口良藥。

「賣豬仔」不可缺少「廿四味」?

  涼茶起源於19世紀,在廣東地區流行,包括香港、澳門及廣州。廣東地區多雨潮濕,容易滋生病菌而引發傳染病,亦令人容易生病及「上火」、「熱氣」,因此,民間流行以藥性寒涼的中草藥煎成茶,喝下便能防治輕微的疾病。

  涼茶有廣狹兩種定義,狹義指的是傳統涼茶,以及其他有顯著療效的涼茶,如廿四味,這些涼茶味帶苦澀,而且有藥用性質,主要是治療疾病;而廣義的涼茶除了指傳統涼茶外,亦包括其他草本健康飲料,如五花茶、菊花雪梨茶,這類涼茶屬於保健涼茶,味帶甘甜,沒有藥用性,不是針對治療某一種疾病,而是清熱消暑,保健及預防疾病。

  1870年代,廣東地區及香港出現「賣豬仔往金山」潮,大批民工被送往美國做礦工。他們從廣東地區及香港到美國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但船上並沒有完善的醫療設施,因此,當時的法律明文規定豬仔船必須有足夠的中藥材料製廿四味,以供身體不適的民工服用,而有些民工亦會自備涼茶防治疾病。由此可見,涼茶對當代的民眾很重要,簡直是他們的貼身藥囊。

涼茶發展的黃金時期

  1920-1950年代是香港涼茶發展的黃金時期,這年代的香港市民生活水平低,而涼茶相對於其他醫療藥物較為便宜,一碗大概幾仙一毫,故此深受低下階層歡迎。另外,市民又不相信西醫,所以生病的時候,通常會到涼茶舖喝涼茶或執中藥回家煎來飲用,涼茶因而成為貧苦大眾首選的治病良藥。

  到了50年代以後,涼茶舖為了吸引顧客,除了售賣傳統涼茶如廿四味外,亦兼售火麻仁、五花茶等保健飲料,以及小食如馬荳糕等;另外,又設置收音機、唱機或電視機。由於當時電視仍未普及,所以吸引到很多顧客,不論是年輕一族,還是帶老攜幼的家庭也喜歡走到涼茶舖,喝杯涼茶、看看電視,就這樣消磨一個下午,涼茶舖彷如一個小型的電影院,每逢假日總是「全院滿座」。在這個年代裡,飲用涼茶不僅是為了防治疾病,亦是一種消閒娛樂的潮流文化,就如現代青年人喜歡三五成群到糖水店喝糖水吃甜品一樣。

西醫普及,涼茶業息微

  1970年代起,隨著西醫逐漸普及,加上香港市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許多人生病時也會到西醫診所求診,再不是到涼茶舖飲涼茶,自此,傳統的涼茶舖逐漸被淘汰。今天,新興涼茶舖再沒有盛滿涼茶的藥葫蘆、桌上再沒有一碗碗被玻璃片蓋著的廿四味,取而代之的是一樽樽放在雪櫃的草本飲品,還有深受年青人及女士喜愛的甜品及小食。

  隨著時代變遷,涼茶在香港已經從20-50年代「著重醫療治病果效」的苦口良藥,演變為著重健康的飲食文化。雖然涼茶文化有如此大的演變,但涼茶在港人及廣州人心中,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06年還被列為518種「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

心情依舊:千奇百趣 古老醫院一日遊

  香港近年興起一股保育熱潮,好些戰前建築都成為珍貴的保育對象。其實區區六七十載的建築物並不算「老」,不過立於建築業發展蓬勃的香港地,能逃得過拆卸改建實相當難得。今次帶大家逛逛港九,發掘一些各具歷史的醫療建築,難得的是,部分今天仍然維持醫療運作。

舊英軍醫院大樓

香港波老道10及12號 | 一級歷史建築物

  灣仔半山,於寶雲道和波老道交界有一幢紅磚建築,設有一所猶太敎國際學校和多間非牟利團體的辦事處。這英式建築早在1903年興建,當時用途為英軍醫院,以取代位於律敦治醫院現址的原有英軍醫院, 1907年正式啟用。 1941年日軍侵港期間,這家醫院多次遭受轟炸,但於淪陷後仍繼續運作,戰後則供駐港英軍繼續使用。 1967年京士柏新英軍醫院落成,醫院才改作香港英童學校;1979年至1988年再轉為政府辦事處,先後供多個部門使用,隨後才改為現有用途。

舊贊育醫院主樓

香港西營盤西邊街36號A | 一級歷史建築物

  始建於1922年的贊育醫院由倫敦會傳敎士創立,乃香港第一所華人產科醫院。除了為市民提供西方婦產科醫療服務,亦培育華人助產士,致力於華人社會推廣西方婦產技術。贊育醫院自1923年招收第一批助產士學護,至1937年瑪麗醫院落成為止。 1955年,醫院道的新贊育醫院落成啟用,舊贊育醫院遂改用途為西區社區中心至今。難得當年醫院正門的名字與對聯一直保存。然而,若非左鄰右里,往那兒找社區中心服務的市民會否因而過門不入?

東華醫院主樓

香港上環普仁街12號 | 一級歷史建築物

  東華醫院於1872年啟用,是本港首家中藥醫院,旨在為香港華人提供免費醫療服務。其後醫院的規模日益擴大,並與廣華醫院和東華東院合併,成為東華三院。現時東華醫院的六層高大樓建於1934年,雖然原有的兩層高古老木樓已於當年拆卸,但今天立於門牌之上的「東華三院」石碑,仍清楚可見「同治辛未九月」(即1871年)。若你想感受醫院百年前那份古剎似的莊嚴,可到位於九龍廣華醫院內的東華三院文物館參觀,它前身正是廣華醫院大堂,有99年歷史。

明德醫院大樓

香港山頂加列山道41號 | 二級歷史建築物

  位於山頂的明德醫院於1906年由已故Granville Sharp的遺產信託基金創辦,緣於這位先生在遺囑中訂明要開辦一所醫院,以紀念其妻子Matilda Lincolne一生關懷老弱貧病。他在遺囑中詳細列載要留給香港的一份遺產,就是建立一所「為病人福祉與喜樂,而非為表揚醫術而建的醫院」。今天醫院已經運作了超過一百年,但裡裡外外依然保存著當年的建築風貌,見慣現代化醫院建築群的普羅市民,實難以相信這一幢立於山頂的英式古老大宅,竟是一所五臟俱全的私營醫院。

深水埔公立醫局

九龍深水埗醫局街137號 | 二級歷史建築物

  深水埗有一條醫局街,街如其名有醫局一間,原建於1911年,後來由於人口上升,地方不敷應用, 1930年於現址重建。醫局一直為深水埗坊眾提供廉價的醫療服務,尤其在50年代初,大批新移民定居於深水埗,肺癆病流行,醫局救治了不少病人。醫局戰前由深水埗街坊福利會管理,日間為醫療中心,晚上則用作街坊福利會的議事場所。 1972年香港推行美沙酮計劃後,醫局的配藥室便成為美沙酮治療中心, 2002年進行翻新工程,為戒毒者提供一站式的診治服務至今。留意醫局名字上的「埔」字,記錄了這個地方名字的變遷。

舊域多利醫院產科大樓

香港山頂白加道17號 | 三級歷史建築物

  香港政務司司長官邸位於山頂白加道,礙於地勢,難以欣賞其建築外貌;但與之相鄰的一座維多利亞式三層建築則搶眼奪目,原來它們前身同樣是一所醫院─域多利醫院。該院早於1897年啟用,為紀念維多利亞女皇登基60周年而設辦,故又稱域多利銀禧醫院,專門收容及治療女性和兒童病人, 1921年加建產科翼樓,直至1947年停辦。醫院關閉後主樓便隨即拆卸,政府在原址改建輔政司(即現今政務司)官邸,而產科翼樓則被保留並改為政府宿舍至今,取名Victoria Flats。

心情依舊:天使幾時都唔易做

  話說在一個漆黑的晚上,身穿白衣的護士提著油燈一盞,穿梭於病人之間。這提燈天使並非南丁格爾姑娘,地點亦非十八世紀歐洲戰場,而是香港日治時期的一所醫院。在「六兩四」的年代,醫療物資非常短缺,即使這學護挑燈夜巡,盡其責亦只能檢查一下:「嗯,他們還在……」

  無論生活在哪個年代,都總有那個年頭要面對的生活壓力。40年代日本侵華,香港淪陷,物資嚴重缺乏,市民每天只獲配給六兩四白米(醫院員工可獲配一斤),生活艱難,醫院運作亦大受影響。由於醫療物資與人手皆非常缺乏,當年入行接受訓練的學護,面對的困難亦相當獨特。

「妹仔」唔易做

  過去的護士訓練近似學徒制,雖有課堂時段,但由首天穿上制服開始,每日大部分時間都在病房中「邊做邊學」。那時候,中學畢業兼願意投身護理行業的青年人不多,以廣華醫院為例,日治時期每年收生只有寥寥數人。當時的人手以早晚兩更編配,每更十二小時,周末無休,三年受訓期間必須駐院留宿,只有每月一至兩天假期可以離開醫院回家休息。

  首天上學便在病房當值,那麼稱之為「上班」可能更貼切,反正亦無需繳付學費。雖然師姐們最初都不會委以重任,學護或許只侍候在旁遞接工具,但因每個料理程序都講求一絲不苟,學護其實非常緊張,因而亦對師姐必恭必敬,唯命是從。雖然六十年前的醫療設備比現今遠遠落後,但因為大家都明白這是關乎人命的工作,嚴謹認真的態度沒有兩樣。

學護無課本、病人無床單

  在病房工作要認真,在課室受訓亦然。今天上課都有課本與筆記派發,但那時候即使有錢也買不到課本,只能靠自己筆錄老師堂上所述,並向師姐商借「課本」抄錄。盡管物資短缺,某些病人料理工作根本已被迫停止,但訓練卻照樣充足。好像當時的病房連床單都欠奉,但學護仍會學習替病人更換床單,可惜重光之前也無用武之地。

  日治末期,盟軍反擊,為了逃避空襲,醫院晚間都不會明燈,是以護士才要提燈照明。每當隆隆炮火聲一過,一眾醫生護士便立即跑到醫院門口準備接收傷者。那怕空襲警報尚未解除,那段日子大家就是這樣幹活,市面亦有負責救援的志願隊伍,總之炮火聲過後便是救援。怎樣算為英勇,誰個值得表揚,大家都懶得理會。只要自己還活著,便豁出去救治傷者。

經驗豐富、體能過人

  重光之後,社會秩序慢慢恢復,護士當值亦由兩更改為三更制,而學護邊做邊上課的訓練模式仍然維持了一段日子,直到60年代才開始將課堂訓練與病房實習分階段進行。早期的護士訓練仍較側重於臨床技能,且要負責清潔工作,加上當時幫扶病人的設備相對簡陋,整體工作環境對護士的體能要求相當高。事實上他們若非耐勞堅毅,也難以應付往後更嚴峻的考驗。

  戰後的難民潮、生育潮,還有肺癆潮,為本地醫療架構帶來重大壓力,廣華醫院就曾經試過以一個床位同時間接待四名產婦:未作動的坐在床邊椅子,剛生產的臥床休息,但可能同時間有一位生產中的產婦側臥在旁,這場面可比現今3D科幻電影更震撼!產科病房長期超額滿座,產科護士帶領學護們每更最少為10名孕婦接生。當時產科條例要求產科護士生有數十次接生紀錄才可參加筆試,但學生畢業時實際上已往往累積超過2000次接生經驗。應付肺癆潮的工作量亦不遑多讓,整天不停為病人注射特效針藥,一個注射站每天要應付逾千名病人。護士下班回家用晚飯時,要放棄雙筷而用左手執匙舀飯,你可想而知執針筒的是她哪一隻手了。

  除非你年過七十,又或者曾到落後偏遠地方救急扶危,否則都難以想像以上的實況。同樣地,過去倚靠豐富臨床經驗來診斷的醫護前輩,相信當年亦料不到,即使醫療科技發展神速、社會愈趨文明、物資用完即棄,今天的護理工作原來也不因而變得輕鬆。

心情依舊:瘋狗「症」傳

  狗是人類最忠心又能幹的朋友,捉賊、緝毒、搜救都有牠的份兒,逗主人開心則更是拿手,是許多人首選的寵物。不過,狗狗過去也曾經在香港經歷過幾段艱難時期,不單牠們自己的性命受到威脅,連普羅市民也陷於恐慌之中。

  與動物有關而影響人類的疾病,近年最受關注的要算是禽流感,外國則還有瘋牛症。為了防範疫情,各地政府都小心謹慎,一有風吹草動,隨時準備大量撲殺禽畜。對於殺雞殺牛,相信市民都只會想到賠償問題,但若然要滅的是犬隻,可能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心痛。奈何香港在五十和八十年代出現過兩輪瘋狗症疫潮,以致數以萬計的流浪犬遭人道毀滅。

病徵一出,必死無疑

  此病雖名為「瘋狗症」或「狂犬症」,但患病的狗隻實際並不止於發瘋發狂,而是麻痺致死。病發過程分為初期、興奮期和麻痺期。初期的病徵不甚明顯,漸漸行為變得反常,經常表現得十分口渴,但找到水時卻又不會真正喝下去;原本具攻擊性的狗會變得馴和,而原本馴和的狗則變得具攻擊性,甚至對一向喜愛的主人也會感到討厭;牠們又會向頭上的空氣亂抓,彷彿在捕捉蒼蠅。到了興奮期,牠會變得越來越煩躁不安,漫無目的地四處亂跑,凡有擋路者皆會受到襲擊。進入最後的麻痺期,牠的肌肉開始不受控制,吠聲也特別高,出現虛脫,以至呼吸肌肉麻痺而死。通常由症狀顯現到死亡,不會超過十天。

  瘋狗症的歷史其實非常久遠,公元一世紀已經知道染有此症的狗隻咬人後會將病傳給人類,甚至遠至公元前廿三世紀撰寫的《後期摩西法典》也有提及,詳述若有瘋犬咬人致死,對狗主的罰則。染病的瘋狗雖然不至於把人襲擊致死,但人若被牠咬傷或抓傷,會因傷口接觸到狗隻的唾液而染上致命的瘋狗症。人感染瘋狗症初期的病徵並不明顯,只是疲倦、發燒或頭痛,與流感病徵相似,可能持續數天,受傷部位附近可能麻痺或刺痛,病人又會討厭液體,連看見一杯水也不高興,所以瘋狗症又名「恐水病」;數天後患者會出現焦慮、神智不清、咽喉肌肉痙攣、癱瘓、昏迷,最終死亡。此症有不定的潛伏期,短至幾天長至一年,常見是三至八周,但無論如何,只要明顯的病徵一出現,病人已無藥可救,實在非常可怕。

為保人命,貓狗遭殃

  香港在1930年代已曾出現零星瘋狗症個案,1934年進入高峰期,當年共錄得10宗動物和4宗人類感染紀錄,其後數字逐年下降,沈寂了多年。日治時期過後,出現新一輪來勢洶洶的疫潮,由1947年再次發現的1宗,到1948年3宗,及至1949年急升至60宗,奪去40頭動物和20名市民的性命。為了遏止疫情,避免狗隻受傳染,當局呼籲狗主帶狗隻注射疫苗,還下令禁止狗主攜帶狗隻跨區活動,違者會被罰款和監禁。而流浪街頭而又未有套上口罩的狗將被補捉,甚至可能被警員開槍射殺。而不幸被狗咬傷的市民,當局強列勸籲盡快報警並接受防疫注射,因為只有在病徵出現前開始接受注射,才有可能保住性命。

  數管齊下,加上1950年起立例規定狗主須為狗隻領牌和定期注射疫苗,疫情於1955年後再次沈寂下來。但廿五年後,1980年瘋狗症重臨新界北區,當局立即將肇事地點附近劃為禁區,禁止攜帶狗隻出入,並再次大舉搜捕流浪狗,80至82年間,約十萬隻狗、千多隻貓遭人道毀滅。疫情反覆延續多年,直至1987年最後一宗本地個案出現後,瘋狗症才再絕跡於香港。

肚臍要捱廿幾針?

  雖然瘋狗症主要影響狗隻,但其他哺乳動物也可能像人類一樣受感染,過去亦有貓隻感染瘋狗症後咬傷主人的紀錄,也有報章報導被瘋狗咬傷的貓咬傷牛隻,其後三頭動物相繼病發死亡的奇聞。有關瘋狗症的傳聞還有很多,例如患上瘋狗症的病人會發出狗吠聲,人類疫苗須在肚臍注射等等。前者未聞有醫學研究支持,後者則可算接近事實。早期的人用疫苗注射位置就在腹部肚臍周圍(並非肚臍),更視乎病人情況,在十四天內注射十四至廿一針。聽了也十分嚇人吧!但要及時逃過死亡威脅,此乃唯一方法。

  時至今日,對付瘋狗症的方法仍只能靠在病徵出現前及時注射疫苗,然而疫苗已有所改進,可以在手臂上注射,而次數也減至五針。若不幸被狗咬傷,還是盡早求醫,切莫心存僥倖。雖然香港已多年沒有發現新個案,但其他地區還間中傳來瘋狗症報導,外遊時還須小心。

心情依舊:俾醫生睇──西醫出診話當年

  雖然醫院能夠提供豐富的醫療資源,但毫無疑問,在社區內私人執業的醫生才是市民健康的首個防護網。當身體抱恙,許多人都習慣到就近的私家診所「睇醫生」,說來好像醫生有甚麼需要我們去探望似的,但實情是我們去「俾醫生睇」。這個語法上的有趣謬誤,展示了一般病人求醫所需的主動性,除非已經臥上醫院裡的病床,否則想有醫生臨到床邊為你診治,相信絕大部分市民也從未經歷過。

勉強出診,弊多於利

  雖然一向有私家醫生為病人提供出診服務,惟近數十年經已不甚普遍。不過即使在數十年前,要請醫生到家中診治病人,亦需要若干條件,其中一樣要考慮的是診金。由於醫生需要捨下診所的病人,加上交通需時,即使在病人家中只是逗留短短數分鐘,出診所收取的診金一般要比診所高四至五倍,加上藥費另計,如此高昂的支出只有富有家庭能夠負擔。不過,診金多寡其實並非關鍵,醫生出診與否最重要的考慮,是對求診病人的熟識程度。

  醫生上門出診雖能免病人於勞頓,可是離開診所診症卻為醫生帶來限制,他們只能攜帶一些基本工具,例如聽筒、血壓計、探熱針、舌壓、電筒等,再加上一些應急針藥,例如退燒、止痛、止暈和止嘔藥等。若醫生不熟識病人病歷,而病人要求出診時又未能清楚交代病情,勉強出診對病人反而弊多於利,醫生多數婉拒;即使病人情況緊急而又行動不便,醫生亦只會建議召救護車送病人到醫院治理。符合熟識病人這個首要條件,醫生才會應邀,至於診斷後為病人所開的藥物,仍要靠病人家屬自行到診所領取。

體恤病人,盡力而為

  除了工具和針藥,同行的護士乃醫生出診時另一重要伙伴,除了從旁幫助醫生診治,亦作為在場的第三者,以避免醫生與異性病人間出現不必要的誤會。數十年前的診所運作成本較低,一間由一位醫生獨立經營的診所一般會聘用三名護士,當中一位負責配藥,一位負責登記,另一位則負責從旁協助醫生。所以即使醫生需要出診,仍有兩位護士留守診所,並不需要即時關門,但來求診的病人則要耐心等待了。相比之下,今天的同類醫務所由於運作成本高,護士人手已多數減至兩位,甚至乎一位了,若醫生要出診,恐怕又多一樣考慮。

  除了以上的技術性問題,醫生出診其實還要冒著一點點危險,這也是許多醫生不甚樂意出診的主要原因。雖然老一輩醫生多屬男士,而出診時亦有護士同行,甚至有司機接送,但仍難免成為騙徒賊匪的目標。曾經有醫生在出診時遇劫,所以醫生多數拒絕陌生病人的出診要求。但面對病人因為行動不便而懇求出診,醫生仍會盡力而為。

貼身的工具,貼心的關懷

  由於私人執業的醫生收費比公營診所收費為高,過去一般低收入家庭根本沒有能力光顧,更遑論請醫生出診。但因著香港經濟起飛,加上註冊西醫數目不斷增加,供求情況有所改變,70至80年代來自基層家庭的病人有時也選擇到私家診所求醫,有需要的時候亦會請求醫生出診,醫生亦會因應病人的生活環境,調節診金的附加幅度。隨著公營醫院的發展日趨完善,市民對醫院和救護服務的信賴不斷提升,90年代開始已經少有私家醫生到病人家中出診,但類似服務仍見於老人院舍與及其他康復中心。

  雖然醫療科技發展神速,各種醫療化驗儀器不斷推陳出新,但多年來貼身跟隨醫生的工具,依舊是大家熟識的聽筒和血壓計等等。一個已束之高閣多年的出診皮箱,彷彿告訴我們,病者與醫者間最珍貴的,始終是那份親身臨在的細心關懷。

心情依舊:年年都「派糖」───力抗小兒麻痺症

  子女病倒了,父母除了心痛之餘,最頭痛的問題相信是如何逗孩子乖乖服藥。也許藥廠商也了解父母的困難,所以給小孩子服用的藥水總是五顏六色,即使味道難算可口,至少也有利於幻想。若然藥物與糖果真的能夠二合為一,那可真是普天下父母與孩子的一大喜訊!其實這亦非天方夜譚,翻開你小時候的記憶,有否曾經為了吃一粒護士所派的方糖而排過隊?

小生命的大敵人

  50至60年代的香港,人口急速膨脹,基層市民居住環境擠迫,衛生欠佳,許多傳染病長期威脅著普羅大眾,除了例如肺結核(肺癆)、霍亂、天花和流行性感冒這些多年來廣為人識的傳染病,一些專針對幼童的疾病常令父母們提心吊膽,小兒麻痺症就是其中之一。

  小兒麻痺症又名脊髓灰質炎,該病毒經食道侵入人體後,會隨著血液循環進襲中樞神經系統,破壞肌肉功能。初期症狀包括發熱和全身不適,數天後全身疼痛、肌肉痙攣、四肢震顫、肌肉麻痺甚至枯死。若控制呼吸的肌肉也受到傷害,病人甚至會感到呼吸困難,嚴重者可以致命。由於此病毒經人傳人,若然患者的居住環境衛生欠佳,排泄物處理不妥善,病毒散播的機會便更高。

與別不同的疫苗

  政府要幫助市民解除傳染病的致命威脅,除了從改善衛生環境和市民的衛生習慣著手,另一個普遍使用的方法,便是替市民接種疫苗。小兒麻痺症於60年代初在香港爆發,確診個案由1960年的148宗逐年上升, 61年出現184宗, 62年則升至363宗,患者絕大部分是初生至五歲的幼童,而三年來錄得的死亡個案也同樣上升,分別為23人、39人和52人。眼見情況岌岌可危,加上此病並無根治方法,政府急忙於1963年一月推出預防小兒麻痺症運動,呼籲家長帶子女到港九新界各醫院、診所、母嬰健康院等接受疫苗,當局另特設流動疫苗分發站,務求方便市民和加強宣傳。

  今天為人父母者大都試過多次帶子女接受疫苗注射,每次都是「打在兒身,痛在娘心」。但有別於一般注射式的疫苗,當年政府所採用的預防疫苗,是剛被引進的沙賓口服劑。對於手抱嬰兒,護士會將混和了糖漿的疫苗直接滴在嬰兒的舌頭上,而小童的服用方法則非常有趣,護士會將一塊滴有疫苗的方糖送進小童的口中。這種服用方法真是一絕,不論父母與小孩子都肯定樂於接受。這疫苗的服用程序還有一個特點,服用者必須在第一次服用後八個星期再服第二次,否則無效。

本土個案絕跡

  首年的預防小兒麻痺症運動成效立竿見影,1963年呈報個案頓減至53宗,死亡案例也大幅下降至只有4宗。可惜,父母們對此病的防範意識似乎未有真正建立起來。事隔一年,在1965年首十個月,呈報的小兒麻痺症個案又回升至128宗,當中15人死亡。其實此病的預防疫苗自1963年開始一直在全港各醫療機構免費提供,可惜一些父母沒有好好利用,他們有些會懷疑疫苗的安全性而拒絕服用,而即使有帶嬰兒服用疫苗的父母,當中仍有15%沒有再帶子女回去服用第二次,以致疫苗根本沒有生效。為此,醫務處再次發動宣傳,由醫務官員透過傳媒以真實病例向市民解釋此病的可怕,並呼籲家長帶子女服用疫苗。類似的預防運動亦於往後多年的冬季推行,以助嬰兒抵抗病毒於春夏來襲。

  經過社會多年來的努力,香港在1984年開始便再沒有出現本土性小兒麻痺個案,世界衛生組織亦於2000年10月30日宣佈,本土性小兒麻痺已在「世衛」西太平洋區(包括香港在內)的37個國家和地區絕迹。而使用數十年的口服疫苗,近年已被新發展的注射式混合疫苗所取代,排隊等食方糖的有趣體驗亦已成歷史。畢竟糖果歸糖果,為免小童誤服,良藥始終應該是苦口的好。

心情依舊:無毒真丈夫

  毒品的禍害眾所周知,今天我們正為著青少年濫藥問題而憂心和頭痛,然而吸毒問題其實已困擾香港數十年,一些歷史悠久的戒毒機構,也默默耕耘了數十年,為迷失毒海的癮君子打開重生之門。

八個男人一個吸毒

  早期香港查獲的毒品以鴉片為主,到40 年代開始出現海洛英,即俗稱「白粉」。雖然香港並非毒品原產地,但由於香港奉行自由貿易,貨物與旅客進出頻繁,毒販成功偷運毒品進口始終在所難免。到了50 年代後期,本港的吸毒問題卻明顯地變得嚴重。由於當時大量內地人口湧入,連帶毒販和製毒技術也輸到香港繼續「經營」。而警方大力打擊鴉片,卻令鴉片吸食者轉為吸食海洛英,加上吸食海洛英的器材和技術比較簡單,吸毒人數因而大幅攀升。

  按數據顯示,60年代初期,在英國每10萬人當中,估計約有9人吸毒,而美國則估計有33人。當時香港人口剛剛突破300萬,然而吸毒人口按估計竟高達15萬,即平均每10萬市民就有近5000名吸毒者,比美國高出150倍,比英國甚至高出550倍!今天的吸毒者逾趨年輕,但當年的吸毒者主要是成年男性,估計佔男性勞動人口的八分之一,問題之嚴重可想而知。

  毒品除了摧毀人的健康,還傷害家庭和社會。當年的囚犯當中,超過七成染有毒癮,可能當中不少也是為了取得金錢交換毒品而犯案。事實上香港吸毒者花於毒品的金額非常龐大,估計當時一年可高達一億七千萬,幾乎等於政府在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的全年開支!試想想,若造筆巨款用於正途,會為社會帶來多美好的建設?解決吸毒問題,當年被視為改善家庭和社會環境的重要鑰匙。

既戒毒癮也戒心癮

  為了有效協助囚犯戒毒,監獄署(即現今懲教署)改變了戒毒的策略,除了戒除毒癮,還嘗試幫戒毒者恢復身心健康。1959 年,第一批染有毒的囚犯遷到大欖,這裡原是個破舊軍營,在監獄署督導下,他們在大半年時間內將它重建,目的除了建設一個新的監獄,主要還是讓他們有足夠的體力勞動,既鍛練身體,也帶來自力更新的滿足感,增加重投社會的自信。

  囚犯會被強逼戒毒,然而一些沒有犯案的癮君子,又有沒有人向他們伸手提供協助?香港戒毒會是本港首間協助自願戒毒者的大型機構,他們在石鼓洲開設的戒毒營於1963 年投入服務。初期自願戒毒者仍須先入住青山醫院,接受大約三至四星期的治療以戒除毒癖,之後才轉到石鼓洲接受身心康復的鍛練,一般大約三至四個月就可以離營。戒毒營初期可以容納約250 人,服務對象限於男性,他們其中一樣主要的活動,也有點兒類似大欖監獄的囚犯,就是繼續建設石鼓洲戒毒營的其他設施和營舍。

福音戒毒成效高

  除了香港戒毒會,一些規模較小的戒毒機構也陸續投入服務,各自以不同的方法協助吸毒者,福音戒毒就是其中之一。顧名思義,福音戒毒是靠福音來協助吸毒者戒除毒癮,他們強調不靠藥物,著重個人價值之重整,而戒毒所規模一般較小,正好讓戒毒者得到更多個人的照顧,由於有信仰的支持,加上治療時間長,所以福音戒毒成功率頗高,而且往後再吸毒的情況也較少出現。香港首間福音戒毒機構是信義會戒毒所,他們早在1956年已在調景嶺劊辦,惟該服務已於1988 年停辦。現時仍然提供服務,而歷史最悠久的福音戒毒機構,則要數晨曦會了。

  晨曦會劊於1968 年,戒毒所最初設於西貢浪茄灣,由於受到興建萬宜水庫影響, 1976 年獲政府撥出同樣位於西貢的伙頭墳洲,讓戒毒所遷往該處一直服務至今,由於福音戒毒廣為人識,該島亦因而別稱為晨曦島。島上設備非常簡陋,宿舍是戒毒者多年來自行搭建,水電供應欠奉。戒毒者依靠雨水和溪水,旱季則依頼外來補給,而電力則靠發電機有限度提供。如此刻苦的戒毒生活條件在島上已經維持了數十年,但卻無礙他們服務的決心和取得美好的成果。因此可見,戒毒工作是否成功,基本的設備和條件固然應該要有,但最重要的還是是否有有心人,願意無私而全心的去關愛那些誤入歧途的吸毒者。

心情依舊:義不容辭——毋懼受傷的聖約翰救傷隊

  當03年有醫護人員因對抗「沙士」而殉職時,我們彷彿才察覺,原來肩負救護工作也相當危險,只是類似的悲劇鮮有發生。不過,服務香港近百年的聖約翰救傷隊,原來過去也曾經有56名救護人員英勇殉職。

100年前有急救班

  早在九百年前,聖約翰團體已經開始在耶路撒冷地區照顧傷者,四臂八角白十字的徽章亦在當時出現。及至1877年,英國聖約翰救傷會正式成立,因著當年英國國勢強盛,聖約翰組織亦相繼在世界多個地方成立,包括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香港。今天,不少市民參加過由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所辦的急救班,原來類似的培訓,早在100年前經已開始。

  香港聖約翰救傷會創立於1884年,但二十年過去,本地仍然沒有較具規模的急救組織。一些自發組成的小型急救隊,因著資源缺乏始終難於發展。在慈善家何甘棠先生出錢出力地倡議下,專責前線救護工作的香港聖約翰救傷隊,終於在1916年正式成立,當時約有100名男隊員和十多名女隊員。救傷隊的日常工作包括在海灘及球場當值、處理意外求助、災難現場急救等,此外也曾經為市民接種牛痘以預防天花,並開設醫院和診所。今天服務長洲居民的長洲醫院,前身正是1930年代,由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捐款興建,並由聖約翰救傷隊提供服務的一所醫院。

多元服務賴於善款

  救傷隊屬慈善團體,經費依賴善長捐款,而參與者皆屬志願性質,多數只能於課餘和公餘時間當值。為了使救護車服務能維持24小時運作,救傷隊需聘請受薪司機及救護員,於人手短缺的日常辦公時間當值。偶爾遇上經費不足,服務便直接受影響。例如在六十年代中期,救傷隊曾獲元朗商會及上水鄉紳捐贈兩輛救護車,但可惜九龍及新界區救護車服務的常年經費籌募不足,以致有一段時期只能提供有限度的服務。至於七十年代,由於缺乏資源,每名隊員只獲發一套長袖制服,無分冬夏;天氣熱的日子,隊員便把衣袖捲起當作夏裝。這套制服當年被謔稱為「四季衣」,套用現代的用語,可稱為「全天候制服」吧。

  救傷隊的服務其實不止於急救及培訓,有一項服務或許較鮮為人知,就是牙科服務。救傷隊曾在五十年代組織了一隊巡迴醫療隊,每逢星期天就會出動,前往偏遠村落和離島,免費提供醫療服務,包括牙科。那時對付牙痛的方法非常原始,總括只有一個字──脫。在一些只有數百人聚居的村落,醫療隊曾經在一天內為村民脫掉了二百多顆爛牙。好不驚人的數字,證明該服務多麼受歡迎。1960年,救傷隊正式成立牙科診所,為失明、聾啞、殘疾青少年及兒童提供免費牙科服務。時至今日,這仍是全球云云聖約翰救傷隊當中,我們香港隊伍獨有提供的服務。

56名救傷隊員犧牲

  志願成為救護員者,皆以救急扶危為己任,即使環境有多危險,為了拯救傷者,仍義不容辭。今天我們都生活在和平的時代,但翻查歷史,香港因戰爭而血跡斑斑的日子其實不算遙遠。二次大戰期間,灑血的除了抗敵軍民,還有英勇的救護人員。為了準備應付戰爭期間的傷者,聖約翰救傷隊積極進行演習,因為隊員將要駐守的崗位,並非球場與泳灘,而是軍事與民防陣地。據已退役的救護員憶述,當年在戰亂中堅守崗位的同袍,不少被日軍槍殺和斬首,也有不少淪為戰俘,被囚禁多月才獲釋放。1941-1945年間因公殉職的56名救傷隊員,其名字乃刻在現時港島總區總部的烈士紀念牌匾上,以示紀念與表揚。至於當日曾經有隊員被斬首處決的黃泥涌峽,也豎立了紀念碑,每年11月的和平紀念日,救傷隊皆會在碑前舉行悼念儀式。

  聖約翰救傷隊之服務與發展,曾因二次大戰而陷於停頓,戰後雖然致力復興,唯隊中器材設備因戰亂已全數毀壞,在財政與人力資源不足下,原有的醫院及診所服務交由政府接管,救傷隊則集中培訓救傷隊員、提供急救及救護車服務,並進行重組。經過救傷隊數十年的努力,加上社會各界的支持,今天的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已有超過5,600名受過專業訓練的義務工作人員。願當年一眾烈士的英勇氣慨,不單鼓勵一代又一代的救傷隊員,同時也勉勵香港人,勇敢地迎接一輪又一輪的抗疫戰。

心情依舊:無啦啦,攪笪𤶸──剿滅天花三十週年

  小時發現許多大人手臂上,都有一個指紋般大的小圓形標記,感到非常好奇,有的還印在腿上,總覺得事有蹊蹺。 後來大人告訴我那不是標記,是接種牛痘的疤痕,將來我亦會有。牛痘是甚麼﹖何以大家要「無啦啦,攪笪「那」﹖

  預防傳染病,除了保持體魄強健和環境衛生,接種疫苗是普遍的方法。簡單來說,它的原理是在受控制的情況下把某種病毒植入人體內,讓身體產生輕微和短暫的反應,產生抗體以抵抗將來感染到相關病毒。類似的醫術原來早在千多年前已在中國出現,源於「天花」病。數千年以來,全世界幾乎沒有一個國家逃得過天花蹂躪,此病毒通常經由呼吸傳染,死亡率極高,倖存者往往亦容貌受損,甚至失明,其可怕程度比鼠疫更甚。

  天花約於二千年前傳入中國,由於發現患者只發病一次,若有幸痊癒則終身免疫,這促使唐代的醫師發明「痘衣法」,將發病者的衣服給未得病者穿上,讓他受輕微感染,藉以得著抗體。另一種方法是把病人爛瘡的漿放進未得病的人的鼻孔裡,但這方法非常危險,對抵抗力弱的接種者尤甚。及至明朝,「種痘」的技術已有所進步,醫師會將天花瘡痂磨成粉,或者將爛瘡的漿加水,稍稍減低天花的毒性,才讓接種者由鼻孔吸入。

  接種人痘的方法於清朝時代由中國傳至西方,直至1796年,英國醫生琴納發現牛痘對天花也有抵抗能力,於是研製疫苗,並利用起源於土耳其的接種技術接種至人的手臂上,經過反覆測試及改良,證實對預防天花有效,而且比人痘安全,這方法便取而代之,廣為全球使用。但由於並非強制接種,天花仍然肆虐,1900至1910年間,單在俄國就已經有50萬人死於天花。

  香港一向是東南亞客貨運樞紐,難免也受天花所襲,開埠以來每隔幾年便有天花疫病爆發。早期天花病人須隔離在昂船洲天花醫院治理,由於這安排被華人抗拒,1883年政府曾立例規定市民必須舉報患上天花病的親人,否則罰款100元。由於市民普遍較接受中醫診治,政府允許東華醫院設立天花病房,以中醫藥治理,唯病人必須有親人留院照顧,病房服役的工人也必須已種痘或曾患天花。除了治療,當年政府亦為市民接種牛痘,有趣的是,華人雖然抗拒西方醫術,但卻樂意在東華醫院接種牛痘。當時東華的中醫師每年平均為2,000多個居民接種牛痘,遠多於西醫院。1910年,東華醫院分別在西環和油麻地建立東華痘局,服務市民數十年。

  二十世紀中葉,香港仍然飽受天花影響,1936年的爆發有2,327人染病,當中1,833人死亡,死亡率高達78.7%。而最後一次較嚴重的天花爆發,當數1946至47年的一次,1,998人染病,當中1,306人死亡。疫潮高峰過後,隨著世界上越來越多人接種牛痘,天花漸漸受到控制,1949年香港發現的病例仍有11個,當中7人死亡。

  雖然由1952年開始,香港已再沒有發現新天花病例,但由於其他地區仍有感染個案,香港人口流動又相當頻繁,政府仍然高度防範。六、七十年代,每年年初也推行預防天花運動,大力鼓勵市民免費接受牛痘接種。1962至1965年間,港九新界百多所醫院與診所,連同流動隊伍,每年為超過70萬市民種痘。別以為這個數字令人滿意,相反卻令衛生部門擔心,因為原來牛痘對天花的免疫能力只有三年,按此推算每年應有三份一人口(以1964年計算即125萬人)接種牛痘才算全民免疫。當然,並非所有市民也願意接種牛痘,他們有各自的理由,港府亦沒有強制執行,但對待入境旅客則非常嚴謹。1973年,所有無持有天花免疫證明的旅客仍必須即時種痘,由於牛痘接種後十四天才開始發揮效用,旅客於這段時期內須每天到衛生部門報告,兼且要繳交港幣四百元作為保金。

  自牛痘發明起,全世界經過180年努力,天花終於被圍剿。隨著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於1979年宣佈天花已在全球消滅,種牛痘的年代便成為歷史。今天大家若想重溫當年的片段,除了在年過三十的成年人手臂上尋找,還可以到位於中環半山堅巷的醫學博物館一遊。此館建於1906年,原為細菌學檢驗所,戰後改為病理檢驗所,曾經是全港唯一生產牛痘疫苗的地方,現已列為法定古蹟。館內收藏著當年用以製造牛痘的器材,以及一張可固定牛隻的活動木檯,還有牛痘生產過程介紹,非常珍貴。

心情依舊:從「癲房」到「病院」──香港精神科服務之開發

  香港生活壓力大,近年不時有報告指香港人患上精神病的比例相當高。焦慮、抑鬱、躁狂等等名詞經常見報,大眾對精神科醫療服務亦需求甚殷。今天各大醫院均設有精神科部門,當中最為人認識的當然要數專為治療精神病人而設的青山醫院,然而老一輩的香港居民,對位於港島上環高街的舊精神病院印象可能更深刻。

早期精神病院猶如監獄

  其實香港早期的醫療架構中,並無治理精神病人的專科,一般本地精神病人會被囚禁於東華醫院當年稱為「癲病房」的暗室,狂暴者更被鎖以鐵鍊;而外籍精神病人則被囚於域多利監房,以待遣返回國。直至1875年,第一座臨時癲人院出現,它設於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現址的一間破屋之內,五年後才遷往西營盤國家醫院。1884年,政府在般咸道現時戴蹸趾康復中心的位置,興建了一座歐籍癲房,而首間為華人而設的癲房則於1891年啟用,位置相鄰,座落於東邊街美沙酮診所現址。1906年,兩所癲房合併,後來成為域多利精神病院。

  域多利精神病院原附屬於國家醫院,直到30年代後期才獨立運作。今天已被改建為社區中心的高街部分。原為國家醫院的護士宿舍,1938年為紓緩精神病院的擠迫情況,才撥作精神病院女病房之用,當時全院共提供84個床位,駐有醫生和護士。雖然名稱由「癲房」改為「病院」,但主要功能仍在於羈留多於治療。據當年的醫生憶述,病人每餐的食物是經過病人倉門的傳菜窗送入,由此可見該病院實質是似監獄多於醫院。

  1948年,受訓於劍橋的精神科醫生葉寶明醫生受聘成為精神病院院長,他引進了現代精神病的概念及療法,加強精神科專業醫護的人手之餘,更配合職業治療及醫院社工等服務,在隨後十年為本地精神健康服務帶來劃時代的轉變,精神病院才真正成為治病之院。

精神科服務現代化

  其實香港早期的醫療架構中,並無治理精神病人的專科,一般本地精神病人會被囚禁於東華醫院當年稱為「癲病房」的暗室,狂暴者更被鎖以鐵鍊;而外籍精神病人則被囚於域多利監房,以待遣返回國。直至1875年,第一座臨時癲人院出現,它設於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現址的一間破屋之內,五年後才遷往西營盤國家醫院。 1884年,政府在般咸道現時戴蹸趾康復中心的位置,興建了一座歐籍癲房,而首間為華人而設的癲房則於1891年啟用,位置相鄰,座落於東邊街美沙酮診所現址。 1906年,兩所癲房合併,後來成為域多利精神病院。

  域多利精神病院原附屬於國家醫院,直到30年代後期才獨立運作。今天已被改建為社區中心的高街部分。原為國家醫院的護士宿舍,1938年為紓緩精神病院的擠迫情況,才撥作精神病院女病房之用,當時全院共提供84個床位,駐有醫生和護士。雖然名稱由「癲房」改為「病院」,但主要功能仍在於羈留多於治療。據當年的醫生憶述,病人每餐的食物是經過病人倉門的傳菜窗送入,由此可見該病院實質是似監獄多於醫院。

  1948年,受訓於劍橋的精神科醫生葉寶明醫生受聘成為精神病院院長,他引進了現代精神病的概念及療法,加強精神科專業醫護的人手之餘,更配合職業治療及醫院社工等服務,在隨後十年為本地精神健康服務帶來劃時代的轉變,精神病院才真正成為治病之院。

精神科服務現代化

  香港戰後人口上升,連帶精神病患者人數亦急增。 1946年間有340人入住精神病院,每日留院治療的平均人數為90人,到1960年已分別上升至1697人及941人,然而全院只有142張病床,兼且在沒有完善的門診設備下,還要應付全年超過8000個門診人次,資源嚴重不足。

  雖然政府早在50年代初已計劃於青山興建一所新的精神病院,但籌建速度卻趕不及需求上升。1957年青山醫院首期落成,率先提供240張病床,但政府明白問題依然嚴重,遂即時改變將床位分階段加至1000個的原定計劃,最終青山醫院於1961年正式開幕時, 1000個床位已完全就緒。為了確保有足夠人手配合醫院的規模,除了從英國聘請擁有相關資歷的男護士來港,政府亦急急將大批見習護士送往英國接受專門訓練,而青山醫院開幕後亦創辦了精神料護士學校,培訓本地護士。

  隨著青山醫院啟用,舊有的域多利精神病院則改用作門診及日間醫院,直至1971年才關閉。雖然60年代起,香港已陸續有其他醫院和診所發展精神科服務,但青山醫院仍然是唯一接收精神科病人入住的醫院,加上按年累積有一定數量的長期住院病人,醫院開幕短短十年又要面對人滿之患。 1970年全院提供1242張病床,但卻住有超過1600名病人,情況一直無法改善,成為社會多年的話題,直至1975年荔枝角精神病醫院啟用才見紓緩。

  50年代興建的青山醫院,在90年代開始分階段重建,如今已發展為一座社區精神健康服務中心。而位於高街的域多利精神病院,經過數十年的荒廢棄置,曾經成為鼎鼎大名的高街鬼屋,其正門部分於1992年被列為古蹟,十年後政府決定將其餘部分拆卸,現在已重建為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簇新的大樓外形,是否配合那保留於下層外圍的維多利亞式古雅石牆和走廊,見仁見智,但這正好展現了香港發展的速度之快,變化之大,叫你咋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