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蔡廉明來說，每一天也是恩典。他由從事科網到投身青年工作，及至成為媒體工作者，每一段路都非他所預計得到，從他的故事，你會發現彷彿有雙無形的手在牽引他，領他翱翔在藍天之上。他從沒想到上帝竟會這樣用他，透過他的工作喚起年青人獨立思考、關心社會。究竟他是如何成長，並走到今天這地步？
快樂而有空間的童年
我有個快樂的童年，我和弟弟不單有父母滿滿的愛，他們還給予我們成長的空間，讓我們決定自己要走的路。兒時家住沙田，外面有球場。每逢考試，母親會叫我們去踏單車、踢足球，玩夠了才溫習。有一次，母親對我說：「太陽快下山了，還不快快去踢波？」自小父母沒有逼我們讀書，反而鼓勵我們去玩，因此我們有很多時間玩耍，但我們亦很自覺，成績算是中規中矩。
小時候，要是誰生日，我們會舉行「生日盃」，邀請朋友在家門前的草地比賽，贏了真的會有獎盃。小時候父親在醫院工作，一星期有幾天不在家吃飯；但我明白他無論做甚麼事都是完全投入，在家也不例外，他會花時間陪伴我們成長，無論他有多忙，他一定會陪伴我們參加崇拜，講聖經故事給我們聽，參與每星期一次的家庭聚會，還有的是帶我們走遍全港的公園和海灘。除了游泳，我們會去政府大球場「睇波踢波」，到我們長大一點，父親當起球證來，因此我們的成長是充滿歡樂的。
可能你會驚訝父母對我的絕對信任。有一次，我們一家去澳門，到了碼頭，母親才發現沒有帶我的護照，我主動提議自行回家取證件，之後再跟他們在澳門會合。當時我只得十一、二歲，回家拿了證件去碼頭，才發現船票已售罄，正徬徨之際，見到有人在炒「黃牛票」，我便過去問價，並買了船票，對方見我手上所有金錢已「進貢」了給他，他倒很有「良心」地退回二十元給我，好讓我過去澳門，可乘計程車找父母。事後母親說她因為未有陪我回家取證件，她很後悔，但我卻非常感激父母對我的信任。
小時候，我們有段時間隨父親一同前往加拿大的溫尼伯(Winnipeg)，它是世上最冷的大城市之一，每年十一月中至翌年三月，平均溫度在攝氏零度以下，晚上氣溫可低至攝氏負四十度。父親在此進修輔導及神學，這是他屬靈成長的地方，畢業後他回港辦雜誌，我們又隨他回來。
跨越三代的親情
弟弟感覺父親的要求較嚴格，對他管束較多，但我感受到的父親形象卻不是這樣，可能因為我們兩兄弟的性格不同。在我十三歲之後，父親就與我訂立了一個協議：從今以後，他不會打我，就是打手掌也不會，因為猶太人十三歲就進入成人禮，十三歲正代表孩子進入青春期成長的階段。我敬重父親，支持他，因他不用強權管治我們。因此當我成為父親，兒子十三歲時，我也是這樣與他協議。
我們中學畢業後，父親「半刻意」安排我們到溫尼伯讀大學，因那裡有我們熟悉的教會朋友。所以溫尼伯不僅成為父親屬靈成長的地方，也成為我學會怎樣去經歷神的地方，對我的成長來說確實是非常重要。選科方面，父親放手讓我們自己決定，這很不容易，到我做了父親，發覺要忍住不多干預孩子的意見，原來很困難。
我的兒子今年十八歲，明年升讀大學，我們對他無限支持。至於我，卻是後來才知在我出國讀書的日子，父母立志每天為我們祈禱，我很感動，原來他們天天在背後守護著我們。但當時我正值青春期，卻覺得母親很煩。其實，我的母親很懂得關心人。她為了具體鼓勵孫兒多讀中文書，竟對孫兒說：「你用心看書，每看完一本中文書，我就給你五十元。」今天母親已回天家，有時我會很想念她。從來沒有人教你怎樣作父親，而我主要是從父母身上學習得來的。
我們一家人關係非常密切，父親跟三個孫兒的關係非常好，兒子小時候，爺爺會蹲在地上和他玩；兒子生日，他總能夠找到兒子喜歡的「心頭好」送給他，那時父親跟人家說他最忙的是湊孫，彷彿孫兒是他的心肝寶貝，無其他事比與孫兒玩來得重要。兒子十歲時，就道出誰最遷就他：「爺爺嫲嫲乜都得，阿爸有時得有時唔得，阿媽就乜都唔得。」
第一個十年：投身網絡媒體
中學畢業後，我計劃先讀生物學，之後再報讀醫科，因為加拿大規定要讀完第一個學位才可讀醫，弟弟則選讀輔導。有誰料到，結果我沒有讀醫科，而是轉了讀電影；讀完我又不是立即加入電影業，而是轉了去做網絡媒體行業，並且一做就十年。
為何會有這個人生轉向呢？有一年暑假，我從加拿大回港，有機會在突破影音中心做暑期實習，令我對媒體、電視及電影製作大開眼界，發現大眾傳媒的影響力很大，於是我決定主修電影。記得當時我問父親意見，他叫我祈禱，最終我去了美國一所基督教大學(Regent University)主修電視電影製作。1995年，我碩士畢業，但我沒有入行，而是去了從事當時新興的網絡媒體行業。事後我跟父親說笑，說他行醫五年才轉行，但我卻未讀醫已轉讀媒體。只是我也從沒想到，十年工作之後，我的生命出現重大的變化，帶來人生第二個轉向。
一個腫瘤帶來的改變
2004年底，我突然暴瘦，最初以為是源於甲狀腺問題而要服藥控制，及後驗血才發現是荷爾蒙異常所致。我看的內分泌專科醫生奇妙地發現我左眼出現盲點，原來腦下垂體有個像乒乓球般大的良性腫瘤，壓著視覺神經，要立即動手術，我得聞噩耗，很擔心，因為我一直都很健康，從未進過醫院。幸有好友及家人為我祈禱，當時我結婚不久，兒子才兩、三歲。第二晚我約了教會牧師來家吃飯，本是洽談青少年事工，他得悉我的情況後，便為我的病祈禱，我立時感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
想不到由我知道腦內有腫瘤到做手術，只是短短一個星期。父親很緊張，手術前他領我祈禱，我深深感受到他對我的愛。入手術室，父親再一次為我祈禱。及後我從母親口中知道，父親寧願做手術的是他自己，因他不想我受苦。聽說他邀請了很多人為我祈禱。其實，人家沒義務要為我祈禱，只因父親對人關懷，遇上服侍的機構有同事的父母入院，他定必前往探望，並為他們祈禱，所以現在他的兒子有需要，大家也樂意代禱。
這次是在鼻的位置進行的微創手術，不用開腦，做了八小時，父親在外等候得心急如焚，久久未見我出來，他幾乎要衝入手術室找我。之後進行磁力共振檢查，醫生說腫瘤未完全清除，要再做一次。我知道手術有難度，腫瘤貼近血管，醫生說手術最多只可做三次，但我的內心很平安，並決定立刻做。我只知將手術交給主，然後和太太祈禱：賞賜由主，收取由主，求主讓我有平安的心度過難關。結果第二次手術又做了八小時，醫生事後複述：做的時候，腫瘤跌下來，就清除了。手術後，我留醫一個月，休養三個月，並加上二十多次電療，只是左眼的視力始終未能回復當初。及後每半年驗血一次，定期看內分泌專科醫生，每日吃荷爾蒙補充劑，每年定期照磁力共振，監察身體的狀況。
面對腫瘤復發的打擊
兩年前醫生對我說：你腦內腫瘤的殘餘部分有增大跡象，如果增大至某程度就要做手術。我突然覺得時間倒流至最初知道有腫瘤時，擔心自己最終會失明。記得有一次在夫婦營的活動中，我們夫婦二人輪流蒙眼，到我蒙眼時，我很害怕。當晚太太為我祈禱，不是求主醫好我的病，只是將我的生命交給主，求主給我生命去服侍，過去我經歷了十三年的恩典，神若許可，可否多給我幾個十三年去服侍主？按醫學常識，這病會復發；即使面對不好的事，我仍要學習信靠神，相信神在我身上的工作和供應，這是個信心的考驗。面對患難不斷，我怎樣繼續走下去才是重點。當人經歷第一次病患得癒，還未來得及消化；有誰想到十多年後，正當你每天如常生活，有一天舊病卻復發，其打擊當然比之前更大。
然而當我讀聖經，看見以色列人經歷一次又一次的患難，但神繼續賜恩典，神的信實和同在是可以肯定的。以色列人經歷被擄在外七十年，國破家亡，聖殿沒有了，但他們終能復國，在人看來是不可能的。因此縱然有困難，只要相信神仍同在，祂的百姓仍可經歷神滿滿的恩典。
第二個十年：以媒體實踐信仰
病患是人生另一種恩典，它令我更清楚聽到神的呼召。我因病辭去做了十年的工作而去讀神學，思考如何整合大學所學到的和數碼媒體的工作經驗，好能為上帝做事。
2008年神學畢業，碰上四川地震，我有兩年時間在四川跟學生進行災後輔導。後因有同工離職，我便加入突破從事媒體工作，自神學畢業後，轉眼又另一個十年。除了希望透過工作服侍年青人外，也希望跟父親學習，我看見他處事認真，對神的敏感和對人的關懷，還有跑到各地方服侍的全情投入，都令我非常佩服。我感恩可以透過媒體接觸年青人及社會，原來我用了兩個十年尋找個人的召命，接著的十年是用以實踐神的呼召：以媒體實踐信仰，服侍年青人。
數年前，我從十五歲的兒子身上見到這一代年青人追求公平公義，這是每個年代年青人的特質，他們需要社會給予信任、關心和發聲的機會。我希望培育年青人有自己的信仰價值去改變世界。其後我構思拍攝電影，導演是「八十後」和「九十後」的年青人，期望透過電影探討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未來。年青人有判斷力和獨立思考能力，他們覺得我們的信仰不夠落地，未能回應他們的真實處境，因此我們要思考怎樣提高他們的興趣去探求信仰。從前我以培訓青年領袖和僕人領袖為主，今天我希望年青人擁抱夢想，活出生命的熱情，找到個人的召命。當年青人問我：我可以為社會做些甚麼？我會說：你要作黑暗中的光，求真又求善，帶著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精神去做。我們不是單講好聽的話，而是要講真實的事。電影作為一個媒體，不是要提供答案或方案，而是要適切地描述社會實況，讓人有反思和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