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醫心直說

　　「全人醫治」是一個知易行難的事情，特別是香港現有的體制下，醫療、社會福利、康樂、體育等等是完全分割。其實「全人醫治」並不是醫生一人可以完成的，而是要透過團隊的配搭，社會資源的妥善運用才能達成的。

　　相信不少醫生，無論是私人執業家庭醫生或是醫院急症室醫生，最怕遇上的一類病人，就是疑病症的病人。這類病人長期處於焦慮狀態，他們的思想過份集中於自己身體的狀況，不斷懷疑自己身體會不會有甚麼危疾。這病難以處理的原因，是沒有有效的藥物可以治療。

　　疑病症的人會動不動就看醫生，但簡單的安撫往往並不能消除他們的疑慮。疑病症屬於身心症的一種，所謂心病還需心藥醫，要改善這類病人的症狀，就必需要由心開始。感恩上帝讓我可以在工作的地方如此實踐。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病人，是一位約六十歲的女士，她是我醫院門診的常客，病歷紀錄超過一吋厚。她經常覺得自己的心臟有事，甚至覺得自己隨時會死。即使心電圖顯示她心臟正常，但她總是不肯相信。處理疑病症，是不能和病人糾纏他是否有病，而是引導病人將焦點帶往生命的其他領域，而不是只關心自己的身體是否有病。

　　我的一位前輩說得好，要引導病人怎樣去活得更健康，而不是告訴他現在是否不健康，所以我努力嘗試轉移她的焦點。對於這病人，約覆診的時間亦十分重要，沒有覆診的時間他們會頻密地回來。因此，我主動安排她回來覆診，由起初三數天，慢慢延長覆診的時間，覆診時更跟她多談生活，我感到她漸有好轉。但讓她最大改變的，卻不是我。第一，是她的兒女鼓勵她返教會；第二，是她參加了長者大學課程。可以擴大生活圈子，建立學習目標，我當然給她肯定和鼓勵。

　　因為靈性的生活和人際關係的建立，對「全人健康」十分重要，當中涉及：「生命意義和目的」、「自我限制的超越」和「內在平安」等等。

　　有一次，她與教會的姊妹在一個慈善賣物會裡擺檔賣東西，結果十分成功，對於離開職場多年，這是很新鮮的體驗。因為兒女都已婚離巢，她實在需要為自己重尋生活的意義和自我價值。加上長者大學的課程也帶給她很大的成功感，藉著信仰她減少對死亡的恐懼。自從成為祖母，她的情況改善更多了。現在兩三個月才會見她一次，對身體的焦慮也大大減少了。治療疑病症的人，除了醫生，家人的支持、教會的關心、學習的機會，都可以是康復的關鍵。作為醫生，我只是擔當一個同行者的角色而已。

　　五年前，認識梁太時，她的大兒子鏗鏗因急性白血病（俗稱血癌）三度復發，需要再次入院接受化療。鏗鏗是位智障人士，但他的父母將他教得很有禮貌，每次到病房，他必先向各醫生、護士及嬸嬸問好，有時候他更會佻皮的把其他病人弄得開懷大笑，活脫脫是一顆開心果。

　　當鏗鏗接受化療藥後出現發燒或白血球過低的情況而需入住醫院時，他會嚷著要回家，但只要媽媽一句說話或是我們承諾買檸檬茶給他喝，他便乖乖聽話。鏗鏗有兩個很懂事的妹妹，雖然她們仍在求學階段，但常常會在放學後到醫院接哥哥回家，她們也很有禮貌，真替他們父母自豪。

　　直至半年前，鏗鏗體內的癌細胞不受控制，幾近藥石無靈，可惡的癌細胞使他疲倦乏力，莫說下床走動，就連他最喜愛的檸檬茶也未能令他提勁。以前鏗鏗會走到病房每個角落，一時充當糾察，協助姑娘勸服頑固病人吃藥打針，逗他們笑，一時又會在病房「幫忙」姑娘工作，將冷冰的病房變得溫暖。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鏗鏗的病情就一天一天的差，有時我會向他的主診醫生查詢他的最新情況，可是每次得到的答案總是令人擔心。一天，梁太跟我閒聊，期間我問她，鏗鏗知否甚麼是死亡，他會害怕嗎？原來梁太曾經向兒子談過死亡這課題，她問病榻上的兒子：「你害怕死亡嗎？」兒子說：「很怕！因再不能見到媽媽，向媽媽撒嬌。 」但她強認淚水向兒子說：「仔，不用怕，你會在天家那裡見到婆婆，記得你兒時婆婆帶你上街嗎？還有媽媽亦會在主的懷抱內再與你重逢，因此，你只是比媽媽早些見到婆婆！」由於梁太曾對我提過兒時婆婆最疼愛鏗鏗，所以讓他知道死後可見到婆婆。梁太說，鏗鏗以後就不再害怕死亡。

　　有一天接到病室經理的電話，說梁太想替鏗鏗出版一本紀念冊，好讓喪禮上眾親朋戚友能夠回顧鏗鏗的往事，於是我便找來幾位曾經照顧鏗堅的醫護人員為紀念冊留些感受。梁太邀請我們參加兒子的喪禮，遺憾我因要上學未能出席。喪禮後約兩個星期，梁太帶著那本紀念冊和一些禮物來到病房探我們，讓我們很感動。

　　大家寒暄後，梁太細訴喪禮上的點點滴滴，使我非常佩服梁太的意志和鏗鏗的堅毅，更驚訝梁太的勇氣，能夠再次踏足昔日與鏗鏗常來的病房。但她亦不諱言這次到訪讓她勾起很多昔日與鏗鏗一同並肩作戰的往事。這時，我的眼淚不期然地淌了下來，我們四目交投而未能言語，良久，大家輕拍肩頭、互相勉勵。梁太很感激我們對鏗鏗的包容及照顧，我亦很感恩能夠讓我在他們身上學會那份堅毅不屈的意志，祝願鏗鏗在天上與婆婆一起快樂，梁太及家人也得平安。而我們亦能夠保持堅毅不屈的意志，繼續關愛病人。

　　從醫以來遇過不少給我深刻印象的前輩和同事。教授、講師們在所屬領域是權威和先鋒，課堂內外總會溢出令人望而生畏的光芒，加上英式大學教育，紳士淑女舉止、談吐和魅力，令人肅然起敬。但是能激勵我活出「仁心」，影響我行醫態度的，卻另有其人。

　　讀醫科時，對著投影片照讀講義的講師當然不會欣賞，口若懸河把書本和資料一字不漏橫掃的，只會使我驚嚇和自卑。最喜歡的教授，他們從來都是從容不逼，深入淺出。上他們的課會很「舒服」，我會不經意的投入他們的科目。

　　醫學院四年級，要到幾所當時最大的公立醫院上臨床課。有一天，在伊利沙伯醫院內科病房跟著一位醫生巡房。一位又瘦又黑的老婦人瑟縮在床上，面無表情，似醒非醒。醫生問她有甚麼不舒服，她全無反應。站在對面的護士忍不住氣，催促老婆婆回答。但那位醫生卻柔聲說：「她受心內膜細菌感染影響，精神紊亂，所以不能答你。」

　　原來婆婆是印尼華僑，乘船來港時急病發作，被送到醫院。那年代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普遍都是冷漠和按本子辦事。這位醫生敦厚的態度和溫和的聲線，不單調解了同事的情緒，也保護了這位流落異地的長者。他好像對她說：「我們理解你很虛弱，請放心休息，我們會盡力把你醫好的。」

　　身為醫生，家人的大病小病都得要關心。最深刻的經驗是媽媽因患上鸚鵡熱而發高熱和產生幻覺，我們把她送到QE，但她只能獲分配到一個帆布床位。看見她虛弱的躺在那裡，我們都非常心痛。當天醫生更要我們簽「生死狀」，表示明白她病危，隨時有死亡的可能。這突然的要求，把我們推落了極深的幽谷。幸好經過治療，媽媽終於痊癒了。但這次經驗讓我深切體會至親重病，甚至要永久分離的創傷和無助。

　　可是母親肺炎癒後只是一年左右（是我現在這年紀），她顯得舉步困難，間中更要找管理員幫忙開門鎖，就連簽名也不順利。大概兩年後，她終於被診斷患上大腦退化。當天向我宣佈的是比我高兩班的師姐，當時我呆了一會，不曉得如何反應。我們又要踏上另一次告別之旅。好幾年後我們發現一封未完成的信，她告訴鄉下親人自己力不從心，很多事不能處理。這信我們到現在還保存著。

　　由於親身經歷過與患病的至親同行，因此面對病人和家屬時，很容易便可以代入他們的角色，明白他們需要甚麼。如果有選擇，我絕對希望父母健康長壽，安享晚年。但這些遺憾，卻成了我在行醫路上最真實的磨練。

　　在腫瘤科病房工作，常常都忙得不可開交。每天巡查住院病人是指定動作，但病人情況常常會突然變化，以至還未完成手頭上的工作又要動身去處理更危急的問題。又或在同一時間從門診及急症室接收病人，卻又要找時間安排和親屬會面，講解病人的情況或商討治療方案。

　　還記得最初立志要做腫瘤科的醫生，是希望能夠幫助和陪伴癌症病人面對生命的困境，為他們打氣，給他們鼓勵，並用自己的專業能力幫助他們，使他們不至絕望。但在急症的醫院裡，工作壓力往往使自己無法進一步關心病人，甚至只想平平安安完成責任，因此心裡常常有著一份無奈的感覺。

　　這段日子又是輪到由我負責女病房的時候了，其中一位病人是末期腸癌的婆婆，她因為痛症入院。我為她調校止痛藥之後，她的痛楚稍為紓緩，但其他的就無法可施了。我偶然見到她的家人來到探望她，這位婆婆也可以清晰的和他們應對。有一天，病房工作尚可應付，我便花了一些時間問婆婆對自己的病有沒有甚麼掛慮。

　　婆婆的灑脫令我有點意外，更願意和我交談，那一天我除了關心她的病情之外，還向她介紹耶穌的救恩。幾天之後，她突然很氣喘，脈搏也跳得很快，我們擔心她有急性肺栓塞，便給她做了心電圖，抽血，又安排電腦掃描。正當我向她解釋檢查的目的、風險等，希望她同意接受進一步檢查的時候，她卻很清楚的表示拒絕，她說知道自己的病情在走下坡，只希望不要太辛苦，並希望家人尊重她的決定。

　　往後幾天，我們也只是用藥物減輕她的不適，並處理了她的病徵，就不能再做更多了。有一次我問她是否記得耶穌，並願意信靠祂？婆婆表示記得，並且叫我教她禱告，她的反應令我感到很意外。婆婆在病痛裡仍有清晰的思想，單純的信心和平安使我感恩。

　　很多醫生（包括我），因為要（或是怕）承擔責任的原故，需要安排病人做很多檢查和治療，卻忽略病人心靈的需要。其實我常常接觸的那些癌症病人，他們的心靈需要，往往比身體的檢查，甚至「治療」更大。這位婆婆給我很大的提醒，不要忽略病房裡的微聲。

　　婆婆雖然走了，但她的家人卻得著安慰，知道她已卸下重擔，只是暫時跟他們道別，到更美的地方去。

　　慢性腎衰竭是一個病徵輕微，很難察覺的病。發現的時候，往往已經藥石難返。作為一個腎科醫生，常常要殘忍地說服病人接受「末期腎衰竭」這個診斷，彷彿是宣判死刑。很多病人得知自己需要洗腎，總會問：「可不可以不洗呀？」可惜在他們面前的，只有一條單程路，並沒有其他選擇。

　　為了維持生命，為了過「正常」生活，末期腎衰竭的病人終生都要洗腎，而且每天最少三次定時洗腎、定時洗傷口、不能游泳、不能遠行……還要面對各種可能出現的併發症，如傷口發炎、腹膜炎、水腫等等。即使進行洗腎，腎衰竭的問題也不能徹底解決，病人還要面對日益衰殘的身體，一半的病友更可能活不過五年。因此腎臟移植成了這些病人唯一的盼望。但由於缺乏捐贈者，等候換腎每每要等上十年五載，大部分病人等不到便離開了。作為他們的同行者，每當有捐贈的腎臟出現，我們都會非常緊張，嚴陣以待，不容有失。對我來說，每次都是難忘的經歷。

　　第一次遇上腎臟移植，是在傍晚下班前一刻接到通知，初步評估是合適的個案，我們需要馬上作出準備，隨時候命。午夜前，知道家人已經同意，化驗室立刻開始為輪候病人配對，我們要在名單上篩選兩位最合適的輪候者。幸運兒在睡夢中被叫醒，並要在短短時間內聽我們解釋移植手術複雜的程序和利弊，並且立刻作出決定。相信那一刻他們的心情一定如在生死關口前忐忑不安哩！

　　但是機會稍縱即逝，雖是夜闌人靜，他們卻必趕快來到醫院。那時已經差不多是凌晨四時了，緊接著還有各項檢查和預備，以便在早上可以進行手術。手術後，他們清醒過來時卻已經是傍晚了。那時我才可以回家休息。在回家的路上，雖然身軀非常疲累，但心裡卻是十分溫暖。既為兩位病友得到「新生」而感恩，更為他們能夠順利康復而祈禱。

　　手術後的一星期，由於要避免感染，換腎病人需要單獨隔離護理。因此他們見得最多的是醫生和護士，我們便成了他們最親密的戰友。手術後初期的病情容易反覆，醫生和護士必須緊密看顧。除了身體上的照顧，還要體貼他們心靈上的需要。看見他們漸漸康復出院，我們都會為他們感恩。我曾經出席病友的浸禮，細聽她「重生」的見證。看見他能夠重新投入工作和生活，一點一滴，都使我感動。雖然擔當病人的守護者，會有壓力和辛酸，但卻是非常值得的。即使成功換腎的人，他們面對人生的路，難免仍有波折。我衷心希望他們珍惜這份無價的禮物──重生的機遇！

　　沙士那年，我剛剛開始畢業後的實習。懷著熱誠，不怕辛苦，只想作個願意用心醫治病人的醫生。

　　但不足半年，愛心已給繁重的工作磨滅了九成。在連續不斷值班的晚上，看著病人尚有家屬陪著有說有笑，心裡多麼渴望自己可以和家人開開心心的吃晚飯。無奈每次以為快可以放工回宿舍休息之際，傳呼機就會響起，又有工作。回到宿舍，累得倒頭就睡到天亮，連晚膳都沒有，早上又上班去。

　　正開始厭倦這種不見天日的生活之際，父親竟然患上了末期肺癌，而且情況危急，生命似乎只剩下數星期。很想在父親人生的最後一程多點陪伴他，但身為實習醫生的我，卻往往要連續三日on call 36小時，又怎能有時間陪伴父親呢！唯有向上司請了三個月的無薪假。

　　在這三個月我由醫生的角色，變成了病人家屬，卻讓我親身體會到病人和家屬的感受。原來醫生平時無意的一句說話，聽在家屬耳中是多麼的令人討厭！

　　當我重新返回醫生的崗位後，就開始學習從另一種態度去對待病人。

　　有一個病人，他和姊姊一同來覆診。一進來，我已經感到他們充滿敵意。但我還是要如實的讓他們知道，病人的腎功能減弱，需要轉介腎科，並且要開始考慮洗腎。怎料當病人一聽到要洗腎，立即質問我為甚麼上次為他診症的醫生說他的腎沒有事。接著還問了一連串尖銳的問題，幸好他是當天的最後一個病人，我可以有充裕的時間給他解釋。

　　談了一會之後，他的態度軟化下來，並開始訴說過往的經驗如何使他對醫生失去信心。我一邊聽，一邊點頭表示明白，心裡慨歎為甚麼醫生會給他這麼一個壞的印象。離開前，他問了我的名字。他的姊姊更悄悄的問我可否下次再看他的弟弟。我說不一定，他姊姊問我是否怕了他。我向她解釋並不是怕他，而是因為不知道甚麼時候會被派到門診看症，並向她強調今次多一點解釋是希望令他們的心平靜一點。

　　又有一個自少失聰的病人因流感住院 ， 我其實沒有做過甚麼特別的事情，卻收到他的感謝信。原來只是因為我願意以文字來和他溝通，並且肯脫下口罩讓他可以透過讀唇來了解自己的病情。就是這 小小的動作已令他很安心。

　　曾經有一個病人，在繁忙的門診中把那個寫滿鼓勵說話的心形摺紙放在我手中，然後說一聲「加油！」。

　　又有一次，當我餓著肚子想盡快把房巡完時，有病人關心的對我說：「醫生，吃了飯沒有？」

　　沙士十年，醫護與病人的關係由當年的感謝和互信，似乎漸漸變成不信和埋怨，這是很令人痛心的。沉重的工作壓力的確很容易令醫護在不知不覺之間失去耐性和體諒。病人和家屬感受不到愛和關心，只感到醫生流水作業，護理人員冷漠。醫護和病人都是受害者。聖經上說：「要激發愛心，勉勵行善。」讓我們同心彼此鼓勵，把似乎不能成就的理想，在現實中一點一點的實現。

　　醫生診症，不僅在病房，更要在門診。從93年4月開始，我們嘗試在老人院舍診症，效果倒是不錯！現在我們的醫護團隊已去到五十四間老人院診症，當中包括資助院舍和私營院舍。我們也試過數次往病人家裡診症，當中有過愉快的經歷，但也有不愉快的經歷。

　　記得05年的一個春天，我和兩位老齡精神科同事上門家訪，為八十三歲的陳伯作首次評估。轉介人是他的小女兒，而陳伯卻和他的兒子同住。陳伯可能患有痴呆症，即現今所說的認知障礙症，兒子沒有興趣帶陳伯看醫生，更是不准小女兒探望陳伯。

　　作為老齡精神科醫生，我們多會倚靠社區外展隊作家訪和評估，但也希望可以間中自己做一些家訪評估，因為這是最有效地評估病人精神狀況的方法，病人的小女兒和女婿和我們同行。她事先已給我們心理準備說，病人的兒子可能不會禮待我們這些不速之客。

　　一到達房子，已看見門口擺放了一部攝錄機，我清楚表達了我是醫管局的顧問醫生，評估目的是希望為陳伯找到合理的照顧和治療。陳伯的兒子很不願意地讓我們進到屋內，讓我們順利見到陳伯。和陳伯傾談，知道他身體尚算健康，但記憶力和智力已大不如前，卻從沒有為此看過任何醫生。

　　我的護士長何先生很能幹地做了一個簡易智能測驗，發現陳伯只能得到三十分裡面的五分，代表他不能有效回答其餘的二十七條問題，智力表現和一個三、四歲小孩相似。記憶力弱和其他智能缺損正是嚴重痴呆症的常見問題。

　　原先顯得緊張的陳伯，當認到他的小女兒時，隨即手牽手地坐在一起。陳伯的兒子則緊張的出入廚房，並經常致電他的大姊。經過評估後，我便向家人解釋陳伯的病，並介紹陳伯入住葵涌醫院老人病房作一個更詳細的評估。陳伯勉強有能力同意這個安排，但他的的兒子和大女兒卻極力反對評估安排，情況轉眼間變得有些緊張，我和我的同事變成不受歡迎人物，並可能有人身危險。我們請陳伯的女婿悄悄報了警，警方來了以後，病人最終在警方的陪同下，入了瑪麗醫院的精神科病房作進一步痴呆症的評估。

　　事後，病人的大女兒作出四個對我的投訴，分別是醫務委員會、中區警署、東方日報和葵涌醫院，說我假扮社工入屋作評估。但由於小女兒寫了一封感謝信給我，這樣就使所有的投訴都不能成立。

　　這實在是我們的一個寶貴和難忘的診症經驗！對於部份痴呆症病人就醫，仍是面對重重困難！而對於醫生，一個稱讚，四個投訴，是鼓勵，還是挫敗？需要堅持，還是放棄？，還是挫敗？需要堅持，還是放棄？

　　執筆時仍是十二月，春節的氣氛還未曾出現。此時此地，無論在商塲、報章、雜誌或網上都充滿著與聖誕節有關的消費及廣告，七彩繽紛，令人目不瑕給。回想小時候的聖誕，能夠擁有從同學送贈的聖誕咭，因交換而來的聖誕小禮物或老師賞賜的小巧糖果或朱古力，已經是喜出望外，雀躍萬分了。然而當年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卻往往是在平安夜晚上，聽到從遠處傳來的歌聲，我和家人都總會因好奇而在窗邊探頭張望。看到一羣穿著白袍的教徒，在屋邨附近的街道上唱聖詩及報佳音。當時真的相信，天使就是這個模樣了！

　　第一年當醫生時，因機緣巧合，參加了由醫院的院牧部所舉辦的報佳音活動。當年報佳音的詩班是不能進入病房的，我們只能在醫院大樓附近唱詩，遠遠看到病房內的病友及宿舍內的員工或護士學生向我們揮手，就像在空氣中傳來的致意，感謝我們在寒冷的冬夜裡送上的歌聲。

　　自此以後，每年幾乎都會參加醫院的報佳音活動，後來醫院放寬了限制，便可以與義工一同進入病房，更直接的送上我們的歌聲及關懷。報佳音的晚上，各小隊被分派到不同的病房，如果適逢是探病時間，我們的出現更會給病人和他們的家屬帶來一些意外的驚喜。縱然只是唱詩和送上簡單的禮物，再加上幾句問候與祝福的說話，但對那些沒有家人常常探望的病人，已經能夠讓他們感受到點點温暖。有時一些比較健談的病友，更會急不及待的說出他們住院的原因，像是很珍惜找到機會傾訴他們的心聲。他們的表現，彷彿就是要提醒我們，在這個生活節奏極快的社會裡，應該多點留意並多做一些關懷人的事情。

　　多年前，曾經在英國的醫院裡看到一些長者在小賣部當義工，售賣各樣食品，他們還會沖調香濃的咖啡，有些更在病房內「推車仔」，為病人送上奶茶或熱朱古力。當時心想，是不是因這個國家教育出名，所以國民的質素也特別出色。原來並不是外國的月亮特別圓，因為在我工作的醫院裡，也有義工長期在早上為病人送上點心；替住院期較長的病人剪髮；帶來美麗紛芳的花束和小擺設；在佳節時為病房佈置，營造節日的氣氛；為病友及他們的家人拍攝珍貴的合照等等。

　　這些美麗的圖畫就像小時所看到的報佳音一樣，就是一羣可愛的天使，替別人送上祝福！

　　因為院牧的轉介，我接手跟進一位濫用K仔（氯胺酮）的年青人。他因為兩年前喪母的打擊，染上了K仔毒癮。一直以來，他如常生活，並協助打理家族的生意，沒有人發現他是個隱蔽的濫藥者。後來家人終於知道他染上毒癮。父親難以接受，雖然他是家中獨子，仍狠下心腸，宣告若兒子再食K仔，便馬上脫離父子關係。

　　因此，院牧介紹了這位年青人到「危機轉向計劃」，接受為期五天的住院戒藥評估。幸好他的情況未算嚴重，而且他亦警覺到K仔對身體的禍害。五天的住院時間令他有空間反思現狀，加上家人的鼓勵，最終決定進入一個基督教的戒毒中心，接受為期九個月的戒毒復康療程。

　　最近從他的家人口中得知，他已經適應了戒毒村的生活，只是兩個多月便肥了十磅。村裡的學習加強他戒毒的意志，讓他有信心出村後能重新生活。實在使我感恩！

　　做了十多年的泌尿科醫生，最近五年間接觸到越來越多這類濫藥的青少年。當中不少都是透過濫藥來處理壓力和情緒，他們不知道濫藥對身體的禍害，及至身體出現嚴重警號才去求助，但很多時已經為時已晚。

　　我所服務的北區醫院，一直都留意青少年濫藥問題。早於三年前，我們已經開展了「夜展醫道」（UROK）結集了一群有心服務濫藥青少年的醫護人員，於深夜時分與外展社工一起尋找流連街頭的青少年，了解他們有沒有濫藥的習慣。若有，便勸籲他們接受超聲波、尿流速檢查以及詳細問卷調查，讓他們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況。雖然「夜展醫道」能成功讓青少年得知濫藥對身體的殘害，無奈他們的意志力不夠，加上朋輩的影響，往往未能幫助他們成功戒除毒癮。

　　有見及此，我們又成立了「危機轉向計劃」，為這些青少年提供為期五天的短期住院戒藥評估，透過泌尿科詳細的泌尿系統檢查，職業治療的認知及協調能力評估，以及院牧的心靈意向評估，讓他們得知毒品對身心靈的影響；另外，五天的住院時間能讓他們完全與毒品隔絕，在個案社工的協助下，重新為自己定位及訂立人生目標，並教導他們如何正面紓緩壓力以及處理情緒問題，讓他們明白自己是可以做得到。

　　出院前，醫生、職業治療師、院牧、個案社工聯同住院的青年人以及家人舉行個案會議，詳細解釋他們身心靈的狀況，以加強他們的戒毒動機，往後他們也可繼續參與較長期的戒毒復康療程。

　　雖然計劃只在起步的階段，但上述那位青少年能從危機中回轉，實在為這計劃打了一支強心針。能得著一個就是一個。作為醫生，我應該盡可能利用醫學方面的知識，讓濫藥的青少年及家人朋友知道對身心的禍害，並加強他們戒毒的動機。因為青少年是明天的希望，但他們需要有人扶他們一把。只在乎我們是否願意？

　　下午四時，踏進診症室的是一位衣著光鮮，四十來歲的女士。「醫生，我上次的驗身報告怎樣呀？我有沒有心臟病呀！是否很嚴重呢？需不需要做手術呢？…… 為甚麼最近胸口還是經常感到煩悶及疼痛。」這位女士還未坐下來便一連串問了以上許多的問題。「讓我看看妳的檢驗結果然後再跟妳說，好嗎？」我打岔了她冗長的發問。

　　根據前次同事的記錄，這位女士的胸口痛並不屬於典型的心絞痛。她既沒有冠心病的家族史，亦缺乏冠心病的誘因。因為她不抽煙，血壓正常，而且還未收經（女性的更年期現象）。況且最近的驗血顯示並無糖尿病，而血脂亦屬正常，心電圖及X光照片都顯示正常的結果。因此我診斷這位女士患上心臟病是屬於極低風險的類別，於是對她說：

　　「根據報告顯示，全部正常，妳患有冠心病的風險極低，換句話講，妳無冠心病，妳的胸口痛並不是冠心病引起的。 」我特意說得慢慢的。

　　「我真的不敢相信！醫生，你是不是斷錯症呀，要不要再驗一下！我胸口經常不舒服，一定有毛病。 」她堅決地回應。

　　從以往行醫的經驗，我開始推斷這位女士可能患有「心身症」。

　　「無錯。你胸口實在有不舒服，我很同情及瞭解，但是它並不是冠心病，而可能是……」接下來的數分鐘，我忽然變成了一位輔導員，嘗試幫她找出那並不存在的「冠心病」。

　　果然不出所料，她的獨子才是致病的源頭。孩子就讀名校小學，學業成績名列前茅，可能她對孩子的管教甚嚴，期望又高，最近又是大考季節，故此她承受極大的壓力，以致常常感到心胸不舒服。

　　雖然我再一次向這位女士解釋她並沒有患上冠心病。她的「心痛」乃是由於過份緊張兒子所致，因為壓力令她身體發出這樣的訊號，可惜她至終都未能接受。「我真的不覺得照顧兒子有甚麼壓力呢！」她搖一搖頭答道。我知道，那由衷的安慰說話對於她，起不了絲毫的作用。

　　望一望手錶，已是四時半了。診症室外仍然擁擠著待診的病人，我意識到要結束我們的對話，並禮貌地建議轉介她到精神科、社工部及院牧作進一步的瞭解及跟進，但全都被她拒絕了，然後她更黯然的離開診症室。

　　我的心想，唉！這位女士的情況，其實只不過是冰山的一隅。現今的香港社會還有許多像她的母親。說實話，作為醫生的我真的幫不上忙，因為她們患的不是冠心病而是「關心病」。如果這位女士能稍微放開一點，我相信她的「冠心病」一定能夠痊癒。我也身為人父，這位女士的經歷，也讓我提醒自己 —— 「凡事適可而止，合乎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