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前,日本人拍了一系列「盲俠座頭市」的電影,「盲俠」的勇武形象從此深入民心;不過,同樣來自戲劇,慈善伶王新馬師曾口中「那盲眼的乞兒仔」似乎較為切合以往的社會現實。今天隨處可見方便失明人士出入的設施,這算是社會對失明人士的起碼尊重;但在半個世紀以前,瞎眼者只能躲在家中,甚至乎更不幸地被家人捨棄街頭,自生自滅。
動了慈心的德國人
香港自開埠以來,吸引了不少西方宗教組織到來傳教,而除了傳教,他們亦切實地幫助基層市民。戰前的香港生活困苦,草根階層的生活環境甚是艱難,身體殘障的孩童往往遭家人遺棄街頭,而華人社會重男輕女,是以遭遺棄的失明小童以女孩居多。這情況引起來自德國的喜迪堪會(Hildesheimer Blindenmission)關注,他們遂在1897年開始設院收容失明女童,並供書教學。首間院舍位於西營盤,只是一所殘舊的小屋,收容了四名女童。
後來由於環境實在欠佳,女童多患腳氣病,他們不得不決定遷出該舍。當年資源有限的小機構想另覓地方,然而卻碰巧有許多菲律賓人因逃避當地戰亂而到香港來,以致便宜合適的居所更加難尋,最終決定全體遷往一水之隔的澳門。可是他們到了澳門不久,義和團的亂局就蔓延到來,於是全體人員又被迫搬回香港。在動盪的日子過活真不容易,老百姓如是,慈善組織亦如是,難得的是組織負責人仍竭力維持服務。
1901年,機構成功向政府申請撥地,於土瓜灣興建了一座可容納女童五十名的院舍,命名為「心光書院」又名「就光書院」。而位於薄扶林的院址則於1913年落成啟用,取名「以便以謝」。此名來自聖經,意思為「幫助的根基」。擁有自置的院舍,心光盲人院的服務卻未可穩定發展,皆因面對兩次世界大戰的展開,心光跟社會大眾一樣,又陷於困難。
戰火中的顛簸歲月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本來香港沒有被戰火波及,但由於心光的負責人來自德國,德國戰敗後,幾位德籍員工於1919年被迫離港,而心光的服務則由其他教會團體接辦,直到1928年才由喜迪堪會重新接管。誰知才過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又來了。
其時港英政府徵用薄扶林院舍,由於當時土瓜灣的院舍已經關閉,苦無出路之下幸得善心人及時提供一所大屋棲身。這所大屋位於新界,本來地點與環境都不甚合適,但眼見全院人數超過半百,連帶大量物資,院長也實在沒有考慮的空間,便在政府與一些善心人士的協助下匆忙地遷到新界。當年的新界非常落後,基本的水電設施原本已十分簡陋,加上戰亂被破壞,要照顧眾多失明院友可想有多困難。
1941年尾,才遷入新界不久,日軍便大舉攻入。今天稍為認識何謂「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人,都知道當時的日子難過,何況他們首當其衝,且院友皆為婦孺,想必凶多吉少。但世事如棋,局局新鮮,或許因為二次大戰時日本與德國結盟,據聞日軍不但沒有為難他們,甚至在日治時期接濟他們,還以軍事武力保護他們免受土匪傷害。可是雖然避得過炮火,卻避不了傳染病。由於他們所居之新界地方疫症流行,加上戰爭期間缺乏醫藥,院中女童因感染瘧疾和腳氣病致死者眾,能生存至重光的只有十八人,僅餘三分之一。重光後數年,幾經爭取,心光眾人終於在1948年重返薄扶林。
是苦盡甘來抑或禍福相倚?
兩次世界大戰過後,由於傷殘人士數目大增,而當中許多都是為國家參與戰事以致傷殘的年輕軍人,各國政府基於責任感而向他們提供福利、復康和再培訓等服務,協助他們重投社會,繼續積極生活。而從那時起,世界各地對傷殘人士的態度開始逐漸轉變。心光在過去顛簸的歲月裡一直倚賴德國喜迪堪會的經濟支持,直到1956年亦開始接收到政府的資助,標誌著社會的認同和接納。
失明人士和其他殘障人士一樣,以往曾被視為家庭以至社會的負累,即使在西方較先進的國家亦不受尊重,誰會料到這情況會因為兩次世界大戰而轉變,甚至現代化和系統化的復康服務、職業訓練及特殊教育亦因而萌芽?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