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十一國慶，我被邀請到廣州市的東山堂，在感恩讚美會上獻唱褔音粵曲，並且與聯合詩班一起獻唱《聖法蘭西斯禱文》。這首詩歌的旋律十分和諧優美，讓我的心靈迴蕩。
不少人聽到我的名字 —— 紅虹，就會想起我的母親 —— 紅線女。當然，還有我的父親 —— 馬師曾。我常常都對人說，我的父母不僅是粵劇界的一代紅伶，他們更是大時代的歷史人物。他們不單只在舞台上有精湛的功架，在生命上更有令人敬配的氣節。
逃走的父親
在二次大戰前，父親已是粵劇大佬倌，事業可說是如日中天。但因為日軍攻佔香港，他知道自己留港必會被日軍強逼作「賣國」的表演，於是便隻身出走，逃回大陸。由於當時大陸也在抗日戰爭，父親好不容易才能以他所長的粵劇賺取生計。當年我的母親在劇團只是當第三花旦，由於正印花旦病倒了，父親唯有栽培當時仍是年少的母親成為正印，沒想到二人日久情生，最後共諧連理。
婚後不久，我便在「走難」的戲班行旅中出生。再不多久，二戰結束，日軍投降，香港又重歸和平。於是父母便一站一站的做戲，賺取「水腳」回港（因為行程不少是要坐船的，搵「水腳」的來由就是這樣）。那時的人也實在窮困，他們往往是拿穀米或蕃薯等農作物來換取戲票。但這也可以見到，即使是在戰爭、苦難，貧困之中，人仍是需要精神的慰藉，也可以見得我父母的吸引力。
返回香港之後，父母馬上再次埋班演戲，我們一家的生活很快便安穩下來。當年我們住在跑馬地，因為祖父母也是與我們同住，所以家中非常熱鬧。我的祖父年輕時留學美國，是清末的「官學生」，與中國火車之父詹天佑是同學，祖母則是廣東省女子師範的創辦人，所以他們都是知書識禮的人，對我們的管教自然也十分嚴厲。父親的名字——師曾，意思是以儒家的曾子為師。我長大之後，才明白父親的愛國心和我們一家的中國情，都是從祖父母那裡來的。可見人是會受人感染，也可以感染人。而有知識、品格，或從事演藝的人，他們的感染力就更大了。
母親也逃走
新中國建國時，國窮民困，百廢待興。但當時香港卻是歌舞昇平，父母在香港的演藝事業，更是如日方中，我們一家的生活，更算得上是上等人家。五十年代，單是住在跑馬地山村道的大屋，月租已要400元，知道當年生活水平的，就會明白那是何等的富貴。但父母對自己的國家之情，卻是比「水」更濃的「血」，於是他們決定放棄香港的一切，要回國參與建設新中國文化的使命。難得的是母親也認同父親的決定，跟父親一起「逃走」。1955年，父母帶著我們舉家「潛回」國內。這是因為當時英國政府對共產政權並不友好，而父母都是名人，為怕政府的阻攔，所以只能選擇偷偷的「潛回」。但事件在當年仍引起相當哄動。回國後，父母受到熱烈的歡迎和重視，一曲海南戲《搜書院》更盛極一時，並曾獻演給毛澤東觀賞，後更被冠以「南國紅豆」之美名，可見當年「馬紅」之盛。
故國他鄉
雖然我是在國內出生，但襁褓之時已返回香港，回到大陸，初時實在有「故國他鄉」的感覺，一切都得重新適應。那時我是一個初中學生，由於喜歡音樂，父母便安排我在中央音樂學院的附屬中學主修音樂。但我喜歡的其實是西洋音樂，只是父母一直想栽培我繼承他們的戲曲藝術，所以仍安排我進入上海戲曲學校學習京劇和昆曲。但因我入學時，年紀已經「稍大」，所以需要特別下苦功。學習戲曲，除了要掌握聲樂和發音外，更需要背誦很多的唐詩和宋詞，因此也就漸漸地令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原來不論是故國還是他鄉，愛好或是專長，生命原來是可以塑造和改變的。今天，中國和粵曲，已經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相信這也是那位生命的主給我的陶造。
60年代初，我的事業開始燦爛了，因為我已當上正印花旦，粵劇的造詣也得到肯定，而且也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只是在當年的中國，艱難總是有的，但最難過的，當然是經歷文化大革命。 69年初，我懷著四個月身孕，仍要被派到五七幹校，要在粵北的茶場學習種茶。那時雖是寒天，孕婦仍一樣要用冷水洗澡，當中的困苦，可想而知。結果，當我懷孕七個月，可能是受不住那裡的勞苦，有早產的徵兆，因而可以返回廣州待產。回想起來，實在感到這是神給我的祝福，因為這樣我才有機會休息調理。祂總是會在我不能承受的時候，為我開一條出路。產後50天，我要再次返回幹校，繼續務農。至今我還記得那挑水淋菜的情景，來來回回，一個早上要挑百多擔水。對一個作表演藝術的人，這段日子的壓力，又何止是一挑擔的水！文革的辛酸和苦痛，雖然確實是我人生中最艱辛的一段，但這段日子同樣使我的生命磨練得更加堅強。
我也逃走
文革結束之後，我又恢復了往日的工作。但社會經過了文革的洗禮，作為演藝人，無論是心情還是處境，也會更加敏感與複雜。但隨著日子過去，社會也更寬鬆，我們演出的機會也越來越多。 1982年，我第一次出國，這次的見聞確實令我眼界大開，彷彿重新發現甚麼才是人的價值。記得在溫哥華看到商店的玻璃櫥窗竟然不用加上鐵閘，心裡便想，為甚麼他們不怕有賊來把玻璃打碎，繼而搶掠一空？當我在街上過馬路，更感到驚訝萬分，怎可能當我的腳一踏出時，汽車就會為我停下來！我向加拿大的朋友問，他們告訴我，文明社會都是這樣的。我突然感到，原來人是可以如此被尊重的，心裡實在有說不出的震撼。同時亦開始對自己的「信念」起了疑惑，慢慢地，竟然想要離開中國。這個決定對於別人也許不會太難，但對於紅線女的女兒，卻是比登山蹈海更難。但最後我還是決定，要用自己的腳，走出自已的路。雖然我和父母當年的方向似乎不同，但勇氣和決心都是一樣的，人總要對自己有擔當。
雖然我要求走出去，但對中國卻仍是念念未忘，最後是選擇了經香港「移居」台灣，因為那仍是中國的地方。抵台之後，我成立了紅虹粵劇團，並有機會到世界各地巡迴演出，只是當時並沒有想到自己還能返回國內，而且更可以在台上獻唱。因此，當我在東山堂，以粵曲的聲調唱出褔音的詩歌，又與詩班合唱《聖法蘭西斯禱文》，心裡的激動和感恩，真是難以言述。過去的一切傷痛、仇怨，都在上帝的愛中消解了。
重回上帝的懷抱
其實我幼年時是在香港的聖保祿書院唸書的，由於是天主教學校，所以我們有宗教課。還記得有一位神父，他很用心的教導我們關於上帝的創造和救恩，於是我便把「有神」這個觀念藏在心裡。而我的祖父母又很疼我，他們每晚都會講故事給我聽，所以小時候已聽過《西遊記》和《聊齋》的故事，雖然後來知道這些都是虛構出來的，但對物質世界以外有另一個「世界」的想法，卻是自小已經建立了。只是在青年的日子，受無神論的教育，才把這些都丟棄了。
在文革之後，其實中國的民間信仰已經有限度恢復了，只要不太張揚，共產黨也不會干涉。事實上，不少的黨政幹部，也有「偷偷」的去拜廟和學法。而我因為兒子常常離家出走，作為母親的我，實在毫無辦法，後來竟想到在佛山請一個菩薩回家。就這樣，我就開始了「拜神」，但根本的原因，卻是想利用「神」來解決自已的問題。如今回想，當年我整月整年的在外面演出，兒子在家中一點親情也感受不到，才會離家出走。但我卻沒有把「母親」還給他，反而給他一座菩薩，又怎能夠有效呢！
在台灣生活的日子，我認識了不少基督徒，他們讓我再次想起關於上帝的事情。當我跟朋友返教會，認真的思想聖經，明白到真正的平安，只能從真神而來，我就決心相信祂，並成為基督徒。神慢慢的引導我明白真理，更讓我一而再的看到祂的能力與作為，使我的信心堅定。
當我在信仰的路上重投神的懷抱之後，就不斷尋問神，到底我可以如何服侍祂，榮耀祂的聖名？最後神讓我知道，我可以用祂賜給我的聲音，用我所擅長的粵曲來傳褔音和見證祂。當我嘗試努力的把自己所心醉的粵曲，讓它融會於基督教文化之中，發現兩者原來可以揉合得很美。之後我以福音粵曲服侍神，並且與不同的福音機構合作，在世界各處有中國人的地方傳福音、見證神。但我最盼望的，仍是在「神州」唱頌神的大愛，因為我的心只有祝福。
紅虹小檔案
1986年被選為 Futfright Hoy Foundation的Exchange Artist，並在New York City University藝術部教授碩士生欣賞中國戲曲。她更創立紅虹粵劇團，多次在台灣及世界各地公演。 1991年在台北浸信會懷恩堂接受浸禮。 1993年開始以福音粵曲分享主愛，至今填寫了32首福音粵曲，出版了4張CD和1張VCD卡拉OK的福音粵曲。
《聖法蘭西斯禱文》
主啊，求祢使我成為和平的使者：
哪裡有仇恨，使我播撒仁愛的種子；
哪裡有傷害，使我播撒饒恕的種子；
哪裡有懷疑，使我播撒信心的種子；
哪裡有失望，使我播撒希望的種子；
哪裡有黑暗，使我播撒光明的種子；
神聖的主啊，求祢幫助我：
不求被人安慰，但求我能安慰他人；
不求被人理解，但求我能理解他人；
不求被人厚愛，但求我能厚愛他人。
懇求祢使我明白：
因為給予他人，我就會得到；
因為原諒他人，我就會被原諒；
因為甘願捨己，我才能進入永生。阿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