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是在大學教書，而且經常在公開場合發言，又接受傳媒訪問，其實我曾經是膽怯及充滿自卑的人；雖然我是理科出身，並以法律作為專業，一直堅持證據邏輯，不鬧情緒，原來我是個內心深處擁著澎湃感情的人。
獨立刻苦是這樣走來的
人的處事態度往往關係成長的背景，我也不例外。父母經營士多，雖然辛苦勞碌，卻算得衣食無憂。我排行最小，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因為人手不足，所以我們放學後及假日很多時都要在士多幫手，而且經營士多基本上是年終無休，每年只會在中秋節翌日休假一天。因此暑假未到就望穿秋水地期盼中秋的來臨，可以和父母享受郊遊之樂。
父母整天都在士多辛勞工作，沒有時間監管我們的學業或課餘活動，從小我們便享有很多自由，但卻懂得向自己的學業負責，不用父母操心。我性格好動，參加了不少的課餘活動。小學是足球及童軍，中學在男校就讀，更愛上跑步、游水、足球、排球、籃球，甚至風帆等運動。學校的生活多姿多彩，所以我很喜歡上學，早上7點前就會回到學校參與體能訓練或越野跑。當時家住土瓜灣馬頭涌道，為了節省交通費，每天6時我就出門，急步10分鐘到九龍城碼頭，以月票坐船到北角，再花18分鐘急步到達皇仁書院。今天獨立和刻苦的個性，也許就是這樣走出來的。
大學生活有如進入了另一世界
中七高考，慶幸在數理化4主科都考得A1的成績，並獲得獎學金到牛津大學修讀數學。但最後我卻突然「轉軚」，改為在香港大學修讀法律。原因是考慮到要與外國的尖子競爭有點怯場，沒有信心可以成為出色的數學家，覺得當律師前途較為有保障。故此牛津大學雖然非常吸引，最後我還是作了「理智」的選擇，但歸根究底卻是自己內心虛怯害怕失敗。但如今回看，卻看見神明白我的軟弱，並施行奇妙的拯救和帶領。
法律與數學都講求客觀和理據，但兩個學科的性質卻是截然不同，而且大學與中學的學習模式和要求亦有很大分別。大學生活令我有如進入了另一世界，三年間，我沒有埋首書中，而是享受充實的宿舍生活，並當了兩屆法律學會的幹事。我從自己的小天地，開始走進大社會。
83年入港大時，中英兩國正積極談判香港回歸問題，大學的學會都十分關注。大學二年級時，我擔任法律學會的外務副主席，亦是大學學生會其中一位評議員。84年中英聯合聲名頒布，作為法律學生，關注《基本法》這史無前例的構思，感到責無旁貸。那些年，我們經常通宵達旦的開會，甚至曾經帶隊去見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先生，以法律系學生會的名義表達意見。
就是這樣孕育了我對社會、時事和政治的關注，並且明白到表達意見和訴求的重要性，但同時也學懂尊重別人同樣有表達意見的權利。當年的同窗，今天有的成為政府主要官員，如律政司長袁國強、廣播處處長鄧忍光，也有一起在港大的同事戴耀廷，《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等，他們的身份位置、觀點立場，各有不同，但我們仍是就事論事，彼此尊重。我覺得這是學法律和追求公義的人，必需要有的處事態度。我慶幸自己在大學裡能夠學會這些。
對信仰的追尋
三年充實的大學生活轉眼過去， 86年取得法律學士學位。但若要取得法律專業資格，卻必需要再讀一年的法學專業課程(PCLL) ，因此就繼續留在港大進修。那年暑假我選報了美國哈佛大學的一個暑期課程，希望提升英語能力，同時體驗外國生活，更可探望在麻省理工就讀博士的二哥。想不到這個暑期的學習，不單開濶了我的眼界，更啟發了我對信仰的追尋。
其實年輕人並不會有太多的時間和空間認識自己真實的一面。從小到大，兩餐不成問題、家庭又有溫暖、讀書成績理想，而且有不少朋友，人生算是相當美好。所以一直以來都不感到有需要尋找信仰或心靈的寄托。但在哈佛學習的日子，因為哥哥再三邀請，就勉強地跟他到敎會，但最初總是覺得這信仰是真是假與我無關。可是當我抽離了在香港繁囂緊張的生活，在夜闌人靜時反思生命，開始發覺自己並非沒有需要。
在別人眼中，我是個高才生和「有料」的人，不應該有自卑感，但這個假設並不正確。大學選科時突然「轉軚」，甚至寧願放棄獎學金到頂尖學府就讀，正是因為自己內心的自卑與虛怯。我更發現自卑和順境與成就並不是背道而馳的。原來自己暗地裡總是將自己的短處與別人的長處相比，自卑感隨之而生。於是我將生命價值建基於外在成就，但越是成功，內心就越是恐懼，因為擔心當順境不再或被人超越之後，自己的價值和被認同亦隨之失去。害怕失敗令我內心不安及不敢展示真我，於是把自己困在安全區內，限制了自己的發展。
敎會祥和的氣氛令我感動，使我能夠以開放的心靈去聽講道，於是明白到罪與赦免的道理，更感受到敎會裡弟兄姊妹的「真」和 神的愛。在查考聖經時，猛然發覺這位神不是因為我做得好或是要有任何成就貢獻才接納我，而是無條件地愛我。我生命的價值無需依靠外在成就，這令我如釋重負，欣然面對自己的軟弱與不足，願意真心坦誠的與人交往。這次暑期之旅讓我對基督敎的信仰改觀了，回港後，主動到敎會繼續查考聖經，更決定將生命交托給這慈愛真實的神，成為基督徒。
神教導我為誰而活的功課
87年取得PCLL資格後，我隨即加入了著名的孖士打律師事務所工作，上工不久就被分派協助處理一宗頗大金額的財團借貸，更被安排獨自負責後期簽約的程序，當時戰戰兢兢地順利完成工作，事後也有點自豪。
沒多久因為要處理另一宗性質類似的個案，就翻查這個案的文件作為參考，豈料發現原來文件出了錯。這個發現立時把我嚇呆了，不敢再看下去，快快把文件夾合上，整個下午心裡一直忐忑不安，無法工作，好不容易捱到放工時間，便到海旁祈禱。當時我感到神要我真誠地面對兩個問題，第一，為甚麼我會這麼害怕？我清楚知道，我不是害怕客戶或公司蒙受損失，因為我知道有補救的方法。所以擔心的不是問題能否解決，而是害怕這個錯誤會影響自己的前途。
第二個問題是，我是否相信神的安排是最好的？若因這錯誤而被解僱，當不成律師，神仍會給引領安排？當我梳理了內心的不安，謙卑的向神承認自己的軟弱，並立志接受祂一切的安排，即時心內湧流出前所未有的平安與喜樂，經歷了聖經所應許「出人意外」的平安。
翌日回到辦公室，把之前不敢面對的文件又重看一遍，準備向上司請罪。這才發現原來有錯的文件，都是沒有給客人簽署的備用副本，客人所簽的版本都沒有出錯。除了感謝神的保守之外，我更感到這是神敎導我信心與誠實，謙卑和順服的功課，令我日後面對種種難關及工作壓力時能處之泰然，笑看成敗得失。因為知道神只要我做一個忠心的管家，在神喜悅的事上盡力而為。以後工作除了加倍小心之外，誠實盡忠是我最大的堅持。
人生不單單為事業打拼
89年，正式成為律師，專門處理民事訴訟。律師行的工作十分充實，也有一定的滿足感和算是豐厚的收入，但承擔的責任和工作量卻不斷增加。93年，我和寶英結婚了；94年，30歲剛出頭便被委任為法律改革委員會成員，律師行亦晉升我為合夥人，事業可謂一帆風順。
但神卻讓我清楚知道人生的追求不在於為事業打拼。我寶貴的時間及有限的青春不應該單單放在工作上，而要有時間陪伴家人和追求生命的成長。於是禱告求神安排另一份的工作，當時考慮過不同的選擇，但卻從未有認真考慮到大學敎法律。因為一想到要站在講臺前，對著學生以英語講解複雜的法律概念，便感到害怕。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與在港大敎書的同窗好友戴耀廷聊天，得悉他正在享受一年多的悠長「安息年假期」，實在令我非常羨慕。於是我再重新思想禱告，想到敎學可以有的「自由」，感到神既然讓我累積了多年的法律實戰經驗，應可補足較為偏重純學術理論的敎學模式。
在96年知道港大法律學院有講師空缺，就立刻去信應徵，滿以為憑著自己豐富的執業經驗及事業成就，再加上得到數位有份量的資深大律師及敎授的鼎力推薦，獲取錄應不成問題。但最後學院卻決定聘用另一位應徵者，神藉此再次提醒我要心存謙卑。事情很快又峰迴路轉，港大突然又多了一個講師空缺，在後補錄用名單上的我便得到聘任。相信是神要我不單學習謙卑的功課，更要我清楚知道，是祂放我這個崗位上。轉眼在港大敎學已愈17年，雖然也經歷不少困難壓力，有時甚至比當律師時更為忙碌，亦沒有放過多少次長假，但我卻是常常充滿喜樂平安，最難得的是讓我有機會服務社會，參與法律改革、監警會、特首選舉委員會、主持房屋及建築物條例上訴等，讓我實踐公義、關懷社會，捍衛法治。
超越了理性的交托
寶英和我成長背景與經驗很不相同，彼此性格有很大差異。我是個理性漢子，結婚多年，即使心裡愛她，卻欠一份她所嚮往的濃情和浪漫；而寶英為人感性，對人對事比較執著和容易受傷，亦缺乏安全感。但我們有同一的信仰，願意互相委身，真誠面對矛盾衝突，彼此努力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婚後三年，子女分別出生，寶英就辭去小學老師一職，專心照顧一對子女。她是一位稱職的妻子和母親，敏銳家人的需要，並會給我們適時和合宜的幫助和鼓勵。2000年寶英發現乳房有疑似腫瘤，檢查後，只是一場虛驚，但過程卻讓寶英大大經歷神的愛，令一直缺乏安全感的她充滿平安。02年，同樣的異常情況又發生，醫生最初認為多和上次一樣，但結果卻證實是乳癌，而且必須立即做切除手術。原來2000年的虛驚是一次演習。
從瑪麗醫院出來，我們最初出奇的平靜，即時安排一連串的事情，把握時間商量和部署。但回家後寶英的情緒開始浮現出來，不斷打電話告知相熟的敎會姊妹，哭著請求她們代禱；而我就不停瀏覽網頁，希望掌握更多的診斷和治療資料。直至晚上我們才安靜的跪下禱告。
當我正為寶英的手術祈禱時，一個前所未有的經歷臨到我，使我超越了以往只有理性的交托，而是情感澎湃的呼求。神又讓我看到自己作為丈夫的不足，我向神認罪，並且祈求祂賜下愛和力量。那一夜的禱告，不但更新了我的信仰經驗，也改變了我和寶英的關係，我們之間的鴻溝被填平了。原來苦難不是只帶來傷害和破壞，它也逼使我們面對自己，當晚深深體會到是神敎曉我們愛的功課。
終於可以用心對話
寶英抗癌的日子經歷不少起伏，04年她癌症復發，癌細胞轉移至肝臟。之後3年，是無間斷的化療、標靶治療和手術，但她仍充滿平安地堅強面對，並且維持有質素的生活，05年我們一家4口到新西蘭自助旅遊12天，我倆享受珍惜眼前人，為賺回來的每一天感恩。07年初，寶英的病情開始轉壞，情人節的前夕，醫生更給我一個噩耗：寶英可能只能多活兩個星期。雖然我們一直都沒有迴避談論死亡，甚至作了最壞打算。但當知道她快將要離開時，心裡仍是抑壓不了難捨的情緒，獨自痛哭了一場。
情人節那天，我將醫生的話告訴寶英。豈料她平靜得令我出奇：「其實我早已預備好！」結果我們都沒有哭，反而深情對話，她更柔情的說：「理性的你，終於可以用心和我對話了。 」「我曾不斷追求浪漫的愛情，但神和你給予我不離不棄的愛，才令我得到真正的滿足。 」我們談到她未了的心願和離世後的安排，這真是一個最難忘的情人節。
再過5天是年初三，也是寶英的生日，她希望能夠舉行「生日．感恩．歡送會」，於是我就通知親友。結果那原本只能容納二百多人的醫院演講廳，擠滿了三百多位親友。寶英和我再次宣讀婚姻盟誓，又再感謝雙親，許多的親友們都給我們祝福；最感動的是一對子女獻給媽媽心意咭，將他們的真情都表白出來。寶英的臉上，流露了無憾的笑容！她以柔弱的聲線滿有平安地說：「神是很真實，雖然要走，但我一生沒有遺憾！」年初六，寶英安詳在我的懷中睡著，輕盈的步上天堂。
實踐「公義」與「憐憫」的平衡
寶英離開後，在照顧一對子女和敎學之外，我就更多利用自己的法律專業關心社會。對於社會公義的追求，雖然我沒有走在最前線，但一直參與其中，並總是提醒自己要以聖經「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為原則。
我深信謙卑和與神同行是最重要的，「公義」與「憐憫」必須同樣得到重視，社會才有和平幸福。因此我常常鼓勵敎會和信徒對於社會議題不應該置身事外，要有適度的參與（如政改），但必須尊重不同的意見。
我願意是身體力行地支持發展民主，雖然民主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卻是最能體現人人平等及最有效防止專政濫權的制度。但我認為現在的香港發展民主的同時，更需要愛與包容。因為太多對立，太少對話，並不能促進民主；真實的民主，必須尊重別人同樣有表達意見的權利。這是我的堅持。
近年我主力在香港大學開設了一個「臨床法律敎育課程」，除了讓同學有實戰體驗，更重要是希望培育一群不只著眼「賺錢」，而是有使命感的律師，並且願意用專業去幫助有需要的人，讓弱勢社群也得到法律的保障，實踐「公義」與「憐憫」的平衡。過去4年，我們為400多人免費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並在資源許可下選取一些個案幫助被告人成功進行上訴。
當年背著書包，今天站在敎室。雖然已變得頭髮稀疏，但回望我的成長路，心中充滿感恩。我對公義的追求和憐憫的擁抱，依然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