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歲月神偷》重現了六七十年代獅子山下的生活情景和價值取捨。我就是成長在這物質貧乏，生活多姿，著重道德、倫理、正義，堅持生命價值的年代。曾有人說，從外到內我都像那個年代的人。
最大的願望是當記者
六十年代初的家庭，一般都有幾個孩子。我在家裡排行中間，有兩個哥哥和兩個妹妹。一家七人都擠在徙置區小小的房間，家境清貧，卻是知足常樂。父親為人勤奮，到了我讀初中時，他在屋邨裡開了一間小小的裝修公司，接些維修的小工程。因為工作需要，他買了一部可載貨的旅行車。在那個年代按我們的家境，其實不可能擁有一部「私家車」的。但因利乘便，我們成為有車階級，更開心的是爸爸每逢周末都會驅車帶我們四圍遊玩。因為有機會「遊車河」，讓我開濶了眼界，對港九新界多了認識，並且對所觀察到的人與事感到興趣。也許是這樣的原因孕育了我的志願—長大後要成為一個記者，將社會百態展現出來。
童年的心願，成了驅動的力量。雖然在浸會大學我是主修中文，但畢業之後卻一心想做新聞從業員。可惜經過多番嘗試都沒有得到傳媒機構取錄，為了生活，我於是應徵中學老師的職位。雖然作教育工作也很有意義，而且我教書的成績也不錯。但我只是教了兩年就停了，因為新聞和傳媒才是我的理想工作。之後我在無線電視的編劇組有四年的時間。在無線的日子，不但提升了自己的寫作能力，也讓我對這個製造潮流，影響社會價值觀的電視文化多了認識。這是一段有趣的工作經驗。由於我最大的願望是當記者，在89年6月1日我終於如願以嘗，加入了香港電台新聞部，成為記者。
六四、保釣、回歸
當年的新聞傳媒在社會上有很高的公信力，香港電台（港台）更是業界翹楚。能夠成為其中一員，也不期然的感到自豪，並且希望有更多學習和體驗的機會。入職時正值中國的八九民運，作為新丁當然不會被選上赴京採訪，但因為資深的同事都已肩擔重任，不久我就參與主持電台的新聞節目，也兼顧採訪的工作。因為前輩們無暇指點，惟有自行在職培訓，採訪寫稿都自己一手包辦。對於記者而言，八九民運是一生難以遇上一次的歷史大事，但我一開始就遇上了。作為一個讀中文系，而且內心有濃濃中國情的年輕人，面對八九民運本來應該是熱血沸騰的，但對於一個記者，卻必須要冷靜抽離。因為這樣才能夠中立客觀，不偏不倚。八九民運，為我的記者生涯上了第一課。
六四之後幾個月，港台的工作沒那麼緊張了，就給我們這些新人正規的訓練，對傳媒工作和記者守則就有更準確的認識。記者必須要冷靜、抽離，堅持客觀中立，不偏不倚的原則，就更加確定了。在港台10年的日子裡，期間參與和見證過不少大事要聞，其中最深刻的要算是96的保釣事件和97回歸慶典。
96年釣魚台再起風雲，香港的保釣人士9月啟動保釣號漁船，要登島宣示主權。當時我已算是資深記者了，被派隨船採訪報導。當年的保釣行動是社會大事，因此隨船出發的記者也有十多人。雖然保釣行動似乎很激烈，但出發時並沒有人想過可能會壯烈犧牲的。因此陳毓祥先生意外溺斃實在是始料不及。親眼目睹由激情急劇轉到悲情的一幕，至今想起仍然戚戚於懷。
記得當時在船上打算訪問計劃下海暢游宣示主權的陳毓祥，他說：「返上嚟先！」意思是他現在要落海，回到船後再接受採訪。可惜這個訪問永遠都不會完成了。是激情、是意外、是勇敢、是犧牲、是衝動…，或許各有評說，但生死往往在一念之間決定。不少朋友問我，當年在船上有沒有被熱血沸騰的保釣人士所感染？我的答案是：沒有！完全沒有！因為我一直堅持記者的角色必須保持冷靜、抽離和中立。記者的職責是要如實報導不同人士的立場和意見，絕對不應該加上自己的觀點。因此記者不但不應投入現場的氣氛，更加要抽離出來。可惜現時有些記者有如時事評論員，先有觀點，再加判斷，實在不敢茍同。我甚至認為記者除了捍衛新聞自由之外，不應該參與其他政治議題的示威或遊行。
香港97回歸，我被派在會展的大禮堂，現場報導整個回歸儀式，能夠置身其中，見證這歷史時刻，實在感到興奮和榮幸。97年7月1日零時零分，英國的旗幟緩緩落下，中國的國旗隨著國歌徐徐升起。在會展之內，冠蓋雲集，典禮莊嚴；會展之外，風雨交加，示威抗議。我知道，無論樂觀悲觀，擁抱排斥，香港已經步入新的紀元，我們必須為這城市負起責任。
用另一個方式關心社會
自從89年開始，我就認定新聞記者的角色，既要為市民大眾發聲，反映社會不公不義的現況；同時也要表揚好人好事，傳遞正面積極的信息。可惜隨著年日過去，我感到大部份傳媒的報導變得嘩眾取寵、誇張失實；失卻了應有的持平，也糟蹋了記者的形象和公信力。這個現象實在令我感到十分失望。我曾經以「記者基督徒團契」的名義發表文章，呼喚同業要努力保持專業操守，只可惜小舟一隻，實在難於洪流之中逆行。
正在矛盾交織的時候，99年初，在一個講座認識了明光社，一位我所敬重的教會牧者更鼓勵我考慮出任總幹事。由於明光社其中一個使命就是傳媒監察，正是我心裡十分認同的理念，只是這並不是我所專長。但作為一個擁抱信仰，堅持社會正義的人，如果能夠在記者以外用另一個方式關心社會，幫助業界，我願意開放自己，積極考慮。
當時我在港台已經十年，而且亦有機會升上高級公務員的位置，可說是前途光明。如果辭職加入明光社，無論是工作前景，或是生活保障，反而是迷霧一片。但當我和太太分享並且祈禱，彼此心靈再沉澱之後，我們便同心決定離開港台，加入明光社，開展信心之旅，踏上人生的下半場。因為我們都認為豐盛的生活，比豐富的物質更有意義，更令人滿足快樂。
在明光社15年，由於我們對監察傳媒，對色情、淫猥、賭博，與及同性平權運動都清楚表達立場，並且呼籲社會抵抗，因此承受不少壓力、攻擊、詆毀，例如說我們是「道德塔利班」等。但我們堅持立場，用愛心說誠實話，不亢不卑的據理力爭，亦得到不少支持。
常常有人問我，世風日下，我們能改變嗎？我們的答覆是，如果我們不抵擋，情況必定會更壞，而且壞得更快。大家在傳媒中看明光社，以為只是對抗同志運動。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多年來，明光社的資源主要用於「傳媒教育」、「性教育」和「生命及倫理教育」，對象包括公眾人士、中小學生、教會人士等。
因為傳媒的報導手法和節目製作都是由市場主導，傳媒機構既會製造市場，又會適應市場。因此我們針對的不單是傳媒機構，更是要向普羅大眾灌輸對傳媒的正確認識和期望。我們是旗幟鮮明的反對傳媒污染，亦關注性文化和社會倫理，反賭波和同性戀等議題上也積極喚起關注，並組織教會作適切的回應和表達。
雖然現實是未必能改變結果，但我們會認定使命，並要竭力把基督教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帶進社群之中。力量即或微小，但總能夠發揮一點作用，讓社會的道德和價值底線不至於每況愈下。我自己的座右銘是「盡忠、盡力」，結果如何也不要把信念和心裡的火熄滅，這也是我常常對明光社團隊的鼓勵。
家庭給我力量堅持理想
我的童年和家庭塑造了我的價值觀，也影響我對工作和家庭的計劃。人生的下半場，工作上有了新的挑戰和考驗，家庭生活也經歷了嶄新的體驗。婚後多年，我們夫婦都未有計劃生兒育女。但到了打算有小孩子的時候，太太卻兩度小產。於是我們決定放棄做父母的念頭。由於我們都喜歡讀書和旅遊，所以工作之餘，就各自進修，又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旅遊，生活也算得愜意和充實。但人到中年，太太更是特別喜歡小朋友，所以我們就認真考慮會否領養子女。
一般人都重視血脈傳統，我們也希望有自己所生的子女。但隨著年代和社會模式轉變，對領養子女的接受程度也提高了。雖然我和太太對領養子女並不抗拒，但知道作為父母是一生的責任，影響的不單是我倆，而是小朋友的一生。所以我們再三的思考和切切的祈禱，最終才平安地作了這個重大的決定。
2000年初，我們的家多添了一名成員，就是我們的大兒子。那時他只有三個月大，現在已經是快15歲的年青人了。由二人世界變成三人組合，全間屋或整個家都熱鬧起來。我們都很小心，更是很用心的照顧這個兒子。做了父母之後知道，養兒育女比進修和學習難得多，但當中的樂趣和滿足感卻又難以言喻。
太太付出的時間和心力都比我多，但她十分享受當母親這個角色。我們感恩上帝的帶領，讓我們作了一個正確的決定。以前家計會宣傳一個嬌兩個妙（下一句是三個斷擔挑），目的是希望減少人口增長。但我們卻是真的感到一個孩子有點孤單，於是希望有個妹妹和他一起成長。02年底我們再領養了一個女兒，她「出生」在我們家的時候，是5個月大的BB。
多了一個女兒，也多了一份責任，但亦多了十分愉悅。很快我們就適應了一家四口的生活。05年某天社署來電告訴我們，女兒的母親又生了一位女孩，已經9個月大。由於是同母所生，社署希望安排她們能在同一個領養家庭，所以優先給我們考慮。但這個意外的邀請卻令我們有所掙扎，因為我們知道領養孩子不是選擇玩意，而是一生的責任。我和太太為這事祈禱，也和孩子們商量，經過「家庭會議」和禱告，我們全家一齊作出了決定。
三個孩子的確有點令人吃不消，由於要照顧三個小朋友，太太辭去教師的工作，擔任全職媽媽。但這份全職工作絕不輕鬆，更恰當的形容是十分辛苦！ 所以每天下班回家，我都要分擔太太的辛勞。兩口子同心，要建造一個充滿人氣的歡樂家庭，就是我倆共同的想望。事實上，無論是過去的和現在的家庭經驗，都成為我堅持維護家庭價值，社會公義的動力。
因為領受了神給我們恩典，讓我們有機會培育三個孩子。所以對現在社會色情泛濫、賭博盛行，個人主義被高舉，漠視權威成了風氣的現象就更加痛心。孩子踏出家門就是社會，如果社會道德瓦解，價值蕩然，關係疏離，孩子能夠有美好的未來嗎？也許，工作給我智慧去維護家庭，家庭給我力量堅持理想。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