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心情依舊

　　醫院雖然是許多人最害怕的地方，但有趣的是，今天大部分嬰孩來到世上的第一站正是醫院，人生在世第一喊、第一餐、第一便、第一覺都在醫院經過。醫院給我們的感覺實在既可怕卻又安全，可以選擇的話準媽媽應該都會住進醫院待產。但回想在未有醫院的日子，臨盆生產數千年來都在家中進行，可倚靠的只有長輩的經驗，與及當時的助產士──「穩婆」。

輸入西方助產技術

　　基於中國傳統思想，女性向來三步不出閨門，分娩過程更屬私隱中的私隱。因此雖然早於1897年，西營盤國家醫院已在港率先設立婦產服務，但當年全港只有20位孕婦使用，她們可能都是西婦或是西化的香港人，普遍華人仍然信靠穩婆接生。由於一般家庭的基本衛生條件難與醫院相比，加上穩婆欠缺應付細菌感染的知識，所以不論母親與嬰兒的死亡率也非常高。產後婦女和嬰兒被緊急送往醫院的事時有發生，可惜的是他們到達醫院時往往經已奄奄一息。

　　雖然社會並未接受西方醫學，但熱心人士眼見市民有所需要，還是積極在香港發展西方助產技術。 1904年，全港第一所婦產科醫院 ── 雅麗氏產科醫院投入服務，並開始訓練首批本地助產士。礙於孕婦對在家中分娩的堅持，雅麗氏產科醫院的一隊助產士唯有隨俗，像穩婆一樣將服務「到會」至孕婦家中， 1909年，他們總共在社區協助了千多位孕婦誕下嬰兒，比在醫院的二百餘個分娩個案高出五倍。

　　隨著需求增加，其他醫院包括國家醫院、東華三院、養和醫院以及專為孕婦而設的贊育醫院相繼於二、三十年代開始訓練本地助產士。雖然在1912年開始已有法例禁止無助產士資格人士為孕婦接生，但穩婆仍活躍於一些貧民區、新界鄉村和漁村等地方，直到三十年代後期，她們參與了助產士訓練而被納入為合資格助產士，由穩婆接生的「傳統」才絕跡於香港。

　　除了接生，助產士還會為孕婦提供產前護理服務與相關教育，今天的準母親都十分著緊產前檢查，但當年即使有數以千計的產婦每年由合資格助產士助產，但願意到醫院使用產前服務的卻不過數百。在 三十年代，嬰兒夭折率仍高近五成，多數受營養不良與及腸胃問題所影響。為此政府在社區層面大力推行育嬰教育，助產士不單到社區開設講座，教導年輕母親育嬰常識，更協助免費分派嬰兒營養粥品。

逼爆婦產科

　　基於早年市民對大型西醫院仍然抗拒，於是由助產士領導的小型留產所應運而生，即使二次大戰結束，嬰兒出生率飆升，多數新生嬰孩還是在家中或留產所出世。直到50年代中國難民潮湧港，低下階層家庭衛生環境惡化，才令大部分孕婦不再堅持於家中分娩，帶來關鍵的轉變。由於在短短數年間，選擇到醫院分娩的孕婦數目躍升至佔整體五成，全港醫院婦產科頓時被逼爆，兩名孕婦「孖舖」的情況並不罕見。當年贊育醫院亦被迫只接收高風險個案，一般低風險孕婦只能預約到留產所分娩。

　　為了應付急速上升的需求，助產士的訓練亦進入高峰期， 60年代全港總共有十所醫院設有助產士訓練課程。而靠著多年來助產士對市民的努力教育，孕婦普遍樂意進行產前檢查及參加母嬰健康講座，加上社會和經濟環境的發展，改善了社區衛生以及疾病控制，孕婦死亡率以及嬰兒夭折率也大幅降低至0.043%及2.5%。

　　自70年代起，因著醫院在市民心中的形象已逐漸建立，孕婦已習慣選擇在這個醫療資源最豐富和集中的地點分娩了。今天我們在醫院裡期待新生命誕生時，可能已經沒有舊時那麼擔心，試想想過往在家中分娩的那刻，既沒有醫療設備，產前亦無檢查，原來母子皆命懸一線。看來古裝劇集裡的臨盆場面，還是應該拍得再驚險和狼狽一點。

　　金融海嘯讓許多香港人回想起「沙士」的艱難時期，屈指一算原來已經過了五年多了。沙士去而不返，很大程度有賴於市民對環境及個人衛生的重視。事實上，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環境衛生的改善以及醫療藥物的發展減低了疫症爆發對人類生命的威脅，取而代之是一些慢性惡疾，例如癌症。

　　隨著資訊的流通，加上政府與醫療界落力的教育，今天我們對癌症已有一定的認識，例如我們會懂得惡性腫瘤、化療、電療等等醫學名詞，並且知道癌症並非傳染病。然而，在粵語長片的年代，癌症在一般市民心目中卻與其他疫症無異，而且基於它有致命的可能，癌症病患者多少也受到歧視。

病人自建「難民營」

　　今天社會上有許多的志願機構為癌症病人和家屬提供支援， 50年代的癌症病人則要孤軍作戰，甚至有家歸不得。當年的癌症病人同樣要定期到醫院接受治療，每次治療完畢只稍作休息就要出院。可是由於市民對此病有誤解，怕被傳染，有時候連家屬也不歡迎他們回家休養。所謂「馬死落地行」，當年有一些無家可歸的癌症病人，在瑪麗醫院接受過治療後，就到醫院對落的山坡自行搭建簡陋棚屋棲身，等候下一次治療。聽罷實在令人感到淒涼，但同時又萬二分佩服我們的上一代，面對如斯逆境依然能屈能伸、韌力驚人。

　　這情境深深感動了一群熱心人士，當中包括一些腫瘤科醫生，例如何鴻超教授，他們在60年代初籌募了一筆建院經費，並得到政府批出土地，在瑪麗醫院附近興建了一所小型院舍 ──「Oxfam Hostel」專門收容無家可歸的癌症病人。該院舍於1961年開幕，有25個床位，由一對夫婦受聘來負責管理院舍和照顧病人，每年有近二百名癌症病人受惠。營運經費最初依靠民間以及宗教團體捐助，後來則主要由政府承擔。

　　Oxfam Hostel投入服務後，何教授與一眾熱心人士決心為癌症病人籌建一所正式的癌症醫院。他們於1963年成立了香港防癌會，繼而在南朗山興建「南朗醫院」。該院於1967年落成啟用，最初名為「香港防癌醫院」，翌年才易名為「南朗醫院」，當時設有120張病床，是香港第一所專為癌症而設的醫院，寶血醫院亦特別派來護理經驗豐富的護士與修女，使病人得到適切護理，這對於癌症病人來說可謂大喜訊，而Oxfam Hostel之歷史任務亦於同年結束。

突破性的關懷服務

　　近二十年來每提起南朗醫院，許多人都為之卻步，皆因它後來以善終服務聞名，有人甚至謔稱之為「死人醫院」。其實南朗醫院一直以來並非只護理末期癌症病人，相反大部份病人都在接受治療階段，而且該院之善終服務亦不過始於80年代，並一直限於小部份病床資源，若就此視之為一所「死人醫院」似乎過於片面。

　　今日社會已能開放地談論有關生死的課題，對善終服務也較以往易於接受，但二十年前的病人和家屬連一張有關善終服務的單張也避而不接。今天我們都認同病人除了肉身需要被醫治，其實心靈也需要被關懷，但令人意外的是，原來善終服務在西方醫療界獲提倡也只不過比我們早十年！可能因着資源問題，各地社會似乎也慣於忽略病人的心靈需要，治「病」卻忽略了「人」，但我們相信每個醫護人員都要懷有一顆愛心，且看以下一段四十年前的演詞節錄，希望不論醫護和病人也從中得到鼓勵、提醒和安慰：

　　「……為癌病患者施行治後調理及康復工作，其重要性與在醫治期間施行積極治療，不相伯仲，醫生及其他人員均十分關懷癌病患者在精神與情緒方面所受之影響，因此與治理癌疾有關之醫護人員均認為設置一個適宜環境以減輕病者之精神痛苦，使其悉心調理，為一當前重務……」 —— 鄧炳煇醫生於香港防癌會第六屆週年大會（1969年）演詞節錄。

　　人的姓名，或多或少承載著父母對子女的寄望；一個地方名稱，則往往記錄著一段感人故事。大嶼山以東有一小島，它原名「坭姑洲」， 50年代卻改為「喜靈洲」。今天喜靈洲以戒毒服務而為人所認識，但島上的戒毒服務其實始於70年代中，究竟五十多年前在島上發生過甚麼故事，以致小島為之而易名？

千年詛咒

　　在眾多叫我們生怕的傳染病中，近的有非典型肺炎，遠的有黑死病（即鼠疫），但論到歷史悠久，還是要數痲瘋病。這三類傳染病患者都須要接受隔離治療，記得百年前香港治理鼠疫時，華人因抗拒政府的強行隔離政策而與執法者衝突，他們寧可伴著家人的屍體也不願與衞生當局合作。但遇上痲瘋病人，情況就截然不同。千年以來，痲瘋病人都被社會排斥，外國社會視之為不潔，中國傳統也視之為鬼神詛咒，藥石難醫；所以要隔離的話，越遠越好。

　　早年香港若發現傳染性痲瘋病例，會安排送往廣東省石龍痲瘋病院診治。但這安排於1949年起終止，港府需要自行為傳染性痲瘋病人安排隔離治療。1951年，政府聯同一間來自英國的痲瘋病救濟機構London Mission to Lepers，在香港尋找合適地點開設痲瘋病院，最終的選址就在坭姑洲。當時坭姑洲是人跡罕至的一個小海島，島上並無食水、電力和通訊設備供應。因著地理和資源所限，建築簡單的痲瘋病院三年後才由當時港督葛量洪爵士宣佈正式啟用，而島嶼名稱亦改為「喜靈」，取自「healing」的英語翻譯讀音。別少看這彷彿與世隔絕、毫不起眼的小病院，它是當時世界上其中一所設備最先進的痲瘋病院，不單提供診療服務，而且還是一所病理研究所，力證痲瘋並非不治之症，痲瘋病人亦絕非生人勿近。

　　痲瘋令病人皮肉受損，更失去神經感覺，甚至令肢體潰爛收縮。痲瘋病雖然存在經年，但或許因著社會對它根深蒂固的誤解，過去就連西方醫學也少有對它進行的研究，直至40年代末才有突破性發展。不過，對於痲瘋病人，心靈的創傷恐怕更難治癒。當年一位在喜靈洲痲瘋病院工作的醫生曾這樣說：「每個踏上喜靈洲碼頭的痲瘋病人，都是一臉迷茫和絕望。為怕遭別人棄絕，直到身上肢體病至殘廢之前，他們都想盡辦法掩飾自己的病情。我想他們優先需要醫治的，不是那幾近殘廢的肢體，而是他們的心靈。」

連家屬也拒絕探望

　　其實許多痲瘋病人的自理甚至工作能力都大致正常，為了避免他們因得此病而自我放棄，院方會盡力為他們在島上安排合適的工作，木工、雕刻、織網、搬運……甚麼也好，就是別呆在島上自怨自艾。世上少有由病人為自己興建病院，喜靈洲上的痲瘋病人卻有份參與建設該院。請看看附圖，相片裏在工作的都是60年代喜靈洲上的痲瘋病人，看他們都能如常地發揮自己所長，卻為了治病而受隔離實在無可奈何，但因誤解而受社會歧視就千萬個不該。「你看，漁船都不敢靠近喜靈洲，甚至連一些家屬也拒絕到來探望病人。『遠離痲瘋病人』這古老觀念在社會上的傳染能力比痲瘋病本身還高得多。」當年一位居住在喜靈洲服侍病人的物理治療師如此慨嘆。

　　病人平均在島上居住兩年，經過藥物和手術治療，加上物理治療幫助恢復肢體的活動能力，康復的病人就可以重歸社會。不過，即使已康復的病人，仍然會面對無理對待。有康復病人受工友排擠之餘，連他碰過的工具也被要求銷毀。

　　隨著醫療發展以及生活環境改善，在香港出現的痲瘋病新案例逐年減少，而喜靈洲痲瘋病院的歷史任務亦於1974年結束，未康復的病人由荔枝角醫院繼續負責治療，而喜靈洲上的院舍則於翌年由懲教署接管並改為戒毒所。今天，痲瘋病在香港每年只有零星新案例，相信新一代的市民甚至醫護人員都少有機會接觸痲瘋病人，但若在互聯網上搜尋得來的痲瘋病人照片仍可能會叫你目瞪口呆，但願昔日喜靈洲的故事可以讓你了解多一點，並對痲瘋病人多一點憐憫，還他們一份「喜」樂的心「靈」。

　　自從醫院管理局於1990年成立，負責管理全港公立醫院，隨著舊醫院的重建，新醫院的落成，公立醫院不論在制度、設施與效率，都在市民心目中建立了新的形象。然而，相信年長一輩的香港市民，對於那些歷史悠久的「老」醫院當年如何本著各自的宗旨與特色來服務大眾，依然記憶猶新，而創立的事跡，許多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例如──「靈實醫院」。

　　靈實醫院之前身為靈實肺病療養院，建立於1955年，然而若要追溯其來龍去脈，則要從二次大戰後香港人口的特殊變化談起。

一顆慈愛的種子

　　二次大戰於1945年結束後，延續數年的國共內戰迫使大量難民流出中國，而當時仍身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正是他們熱門的南大門。適逢日佔時期外流的香港居民戰後回港，儘管各民間慈善組織和志願機構都竭力照顧貧苦大眾及難民，惟數年內倍增的人口數字實在令當時的港英政府頭痛非常。1950年，政府在調景嶺設立簡陋的難民營，原先安置了大約七千名難民，但聞風而至的難民短時間內已將數字翻了兩翻。

　　國共內戰引至難民離國，而緊接的韓戰則迫使國內西方傳教士離開。他們亦大多南下經香港返國，當中有的看到在港難民的需要，就動了慈心，毅然留下來服務他們。美國傳教士麥瑪莉是其中之一，她本身具有豐富的醫療護理經驗， 1951年開始在調景嶺為難民贈醫施藥和教授疾病常識，當時只以一塊大石為診桌，就這樣開始了調景嶺基督教醫務所的服務。

　　其後數年，不同的海外教會相繼加入服務調景嶺難民之行列，既派來醫務傳教士，亦在財政上給予重要支持。於是醫務所由露天診桌發展為蓋搭簡陋的診棚，再由診棚改建為用磚和石塊蓋建的診所。

驚濤駭浪中扎根

　　50年代正值肺結核病（即肺癆）肆虐香港，調景嶺難民營內亦有數以百計患者。由於此病具傳染性，病人需要隔離治療，醫務所得著政府及其他慈善組織之協助，在地方資源上得到臨時的調配，得以同時間兼顧多類病人。奈何那搭建在海邊，臨時且簡陋的病房在1954年被颱風「艾黛」嚴重破壞，在危急關頭疲於安頓病人的司務道教士更險被海浪捲走。風災過後，一眾醫護人員不但沒有氣餒，反而決心要認真興建一所肺病療養院。

　　當時香港負責治療肺結核病的診所不多，政府對他們的熱心甚表欣賞，並答允批地，卻沒有資助建築以及營運經費。經過一番努力，由尋覓合適院址，到籌措經費，到動工興建，到第一期院舍落成，只用了不足一年時間！療養院於1955年啟用，命名「靈實肺病療養院」，取《聖經》「聖靈所結的果實」之意。

　　據《聖經》〈加拉太書〉第五章22至23節記載：「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今天，靈實醫院還是沿用這些「聖靈的果實」作為病房的名字。

　　雖然靈實肺病療養院在資源上可謂捉襟見肘，但因著醫生和護士的悉心照料，病人的康復情況卻叫人欣喜。一年後，政府醫務衛生處醫生到來巡視，更主動邀請當時護士長司務道向政府申請資助，這可謂對一眾醫護與工作人員之愛心和努力的認同。

照顧社會需要的分枝

　　其實除了主力於醫療服務，靈實協會（早期稱為「調景嶺基督教醫務所委辦會」，1957年易名為「將軍澳區醫援會」，1990年再易名為「基督教靈實協會」）在發展初期已經同時著眼於其他社會需要，例如在靈實肺病療養院成立當年，亦同時成立助理護士訓練學校，培育本地護士；另為了臨時照顧肺癆病者的子女，1961年創立了恩光護幼院。隨著肺癆病案例逐年減少，1976年靈實肺病療養院重新命名為靈實醫院，而恩光護幼院亦改為寄宿學校，服侍及照顧嚴重智障學童。

　　經過數十年發展，今天靈實協會數十個服務單位遍佈將軍澳，服務範圍包括醫療健康、長者、家庭以及復康，照顧現時將軍澳超過三十萬的人口。將軍澳的新居民，相信難以想像，環抱著整個將軍澳的靈實協會服務，原來當初只有一塊石頭，和一顆慈愛之心。

　　有說「牙痛慘過大病」，似乎香港人對牙痛相當懼怕，抑或我們更害怕的，是被牙醫「修理」？一想到要坐上那張自動升降的座椅，然後是一陣嘴角與牙科工具觸碰的冰冷，還有那機械鑽動的聲音與顫動，足叫任何人也不寒而慄。若然在好幾十年前，在沒有電動工具的威脅下，看牙醫的心情可會輕鬆一點？

　　香港的西醫早在百多年前已經循序發展，然而牙醫服務卻似乎不甚被重視，或許以當年一般華人社會的生活指數計算，牙齒護理只屬奢侈消費。其實西方牙科技術傳入香港並不算遲。香港早期醫療界中的華人精英關元昌醫生（1832-1912），正是被公認為我國第一位學習牙科並執業的華人，堪稱中國牙醫鼻祖。不過牙醫服務一直沒有規劃和普及化，早年只有在港居住和工作的外國人以及政府工務員才對合資格牙醫有所需求。如此看來，讓壞牙一直痛楚，直至自然脫掉，相信是早年普羅市民的慣性選擇。

民間的牙醫服務

　　雖然政府沒有支援牙醫的發展，但牙醫技術還是自然地以授徒方式傳開了，市民光顧「無牌」牙醫，亦慢慢習以為常。他們不一定有診所，亦沒有舒適的座椅，工具也非常簡單。就如圖1所見，此照片攝於戰前，位於香港仔街頭，驟眼一看還以為是路邊理髮檔，望清楚牆上所掛的原來並非鏡子，而是一個個偌大的牙鉗，檔子的名稱為「何達臣」，相當西化呢！

　　戰後香港經濟發展迅速，而牙醫服務亦漸趨科技化，就算是無牌牙醫亦難免要搬入診所，並添置先進的升降病人座椅以及整台電動牙醫工具組合。叫人意想不到的是，60年代香港原來也有出產此類醫療設備，而且水準相當高，甚至有能力出口外地。當年有一位日籍工程師與一位本地牙醫合資經營了一間小型工廠，生產簡單的座椅和牙科用鑽機，售予本地牙醫。後來生意越做越好，並進軍東南亞市場，而產品亦發展至較高檔次，品質和效能都足與外國進口貨比較，算得上是本地生產業的其中一個神話。

兩個重要的轉捩點

　　今天我們都懂得保護牙齒健康，但當年的市民則缺乏這種意識，最明顯的證據是當年兒童蛀牙的情況非常普遍。50年代初已經有人提出問題嚴重，並建議政府仿傚西方國家在市民食水中加入適量氟（fluorine），以增強市民的牙齒健康。不過此建議卻多年不被採納，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氟本身是有毒化學物質，反對的一方擔心加氟後的食水會對人體有害。

　　其實外國在食水加氟早有先例，而且十多年來一直未有負面報告，最終香港政府結束了近十年的爭論，在60年代初落實在食水中加氟。可喜的是，根據非正式的統計，兒童蛀牙的情況自此的確大有改善，亦沒有收到市民飲用加氟後的食水有不適的報告，而加氟的食水對工業亦沒有造成影響。

　　另一個有關香港人牙齒健康的課題，同樣始於50年代，就是開辦本地正規牙醫訓練。香港一直沒有牙科學院，有認可資格的牙醫全都是從外國學成回流，每年大約有四位，實在不能趕上人口的升幅；加上老一輩牙醫已介退休年齡，開設本地的牙科訓練已是刻不容緩。及至70年代，香港是全亞洲唯一沒有本地牙科學院的地區。終於，香港大學醫學院於1980年取錄首批牙醫學生，而位於醫院道的菲臘牙科醫院亦於1981年啟用，成為牙醫學系的校舍，標誌著本地牙醫發展的新里程。

　　今年三月，一隻現身於旺角商場食肆的老鼠，喚起全港市民對城市衛生的「再」關注。要不是牠如此亮相，恐怕這近年多番當上電影和卡通片主角的東西，已經成功地換了形象。說來，今年還正是鼠年呢！或許這正是檢討香港鼠患的提示，免得重蹈一百年前的覆轍。

　　香港開埠早期，華人的生活模式和環境基本沒有改變，仍然十分傳統和簡陋。當時華人主要聚居在港島上環太平山街一帶，所住的房舍一般是樓高三兩層的磚屋，若單以外觀看來，也挺整齊。不過，內裡卻是烏煙瘴氣：一屋多伙、窗戶細小、空氣不流通、人與禽畜同住、地台沒有地磚。

　　當時政府還沒有為華人社區興建地下排污系統，屋內自然也沒有抽水厠所。有些居民將糞便和污水倒進用來排雨水的去水口，但那些破舊的水渠時有淤塞，以致污水穢物四處流瀉。食水方面，華籍居民所飲用的，多數來自他們自行挖掘的簡陋水井，有的在室外，有的在室內。但無論如何，由於污水處理不善，水井的衛生根本得不到保障。 1890年代香港人口雖只約25萬，但人口密集地區的基本衛生建設卻仍停留在農村年代，遇上疫病來襲，情況可一發不可收拾。

嚇跑三分一人口

　　當時香港鄰近地區時有疫症爆發，當中叫人聞風喪膽的「鼠疫」，傳聞早在1880年代已於廣西爆發，並成為風土病，隨著人口的流動，逐漸蔓延到廣東省一帶。 1894年2月，鼠疫在廣東省大規模爆發，死亡個案數以萬計。因著香港與廣東省地理相鄰，加上正值春節和清明前後，人口流量高，病毒滲入香港，似乎無可避免。

　　鼠疫由一種名為「鼠疫耶爾森菌」引起，再由老鼠身上的帶菌跳蚤叮咬人類而傳播。常見的鼠疫有腺鼠疫和肺鼠疫，前者通常不會人傳人，但後者則可透過空氣在人與人之間傳播，而且傳染性和死亡率極高。

　　1894年5月8日，香港終於發現第一宗鼠疫個案， 3日後宣佈疫症爆發，一個月後已經導致1,900人死亡，太平山一帶成重災區。雖然夏天過後情況稍緩，但全年仍錄得2,679個病例，當中2,485人死亡，死亡率高達92.7%。但這只是當年醫務部的記錄，並不包括在街上發現和直接送往墳場安葬的屍體，加上還有一些逃避政府防疫措施而返回內地的病人，相信真實的數字會更駭人。事實上，當年為了逃避這場瘟疫， 80,000華人離開了香港，佔總人口三分之一。

抗戰30年

　　為何當年的華人會逃避政府的防疫措施呢？這是基於文化差異而形成的互不信任。當年港府發現事態嚴重，立即實施一系列逐屋搜查病人和強行隔離的措施，並接受西醫診治。但由於當年華人對西醫存在偏見，哪還接受得了甚麼隔離診治和屍體解剖？他們千方百計把患病家人藏起來，甚至與搜屋的警員衝突。想不到一場鼠疫挑起了管治危機，連砲艦也開到太平山區對開的海面戒備，而一幕醫療改革亦同時借勢掀起。

　　除了治療，政府在太平山區展開大規模的清洗和消毒，俗稱「洗太平地」，又焚燒病人用過的家具。當然，短期要治標，長期還要治本。政府於1895年收回太平山區一帶土地，清拆民居重建，並整治地下排水道。而位於普慶坊及太平山街之間的土地，則改建成「卜公花園」。今天你還可以在公園內找到紀念是次疫情的牌匾。

　　這場抗疫戰打了超過30年，期中1914年的發病數字仍高達2,146，而平均死亡率高逾90%。治療鼠疫的方法，其實也經多年研究後才發現，即使以今日的醫療技術，染病者若不馬上得到醫治，生存機會仍然限微，故必須防患未然。俗語有話：「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看來，老鼠還是留在卡通世界裡好了。

　　醫療科技日新月異，人類雖然不斷投放資源去研究新的醫療儀器、藥物和療法，但有一樣必須品卻至今仍然未見有完全的代替品發明出來，那就是我們體內的血液。在香港，今天我們都知道醫院所用的血液，全賴香港紅十字會從熱心捐血的市民身上收集得來，因此偶爾聽聞一些地區仍有窮人賣血的新聞時，我們或會覺得難以接受。不過，香港人熱心捐血的習慣實在也非源遠流長。

無償熱血的源頭

　　志願捐血者收集血液的服務始於1952年，當時英國紅十字會在香港成立血液收集服務部，即今日的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前身。其實早年華人對捐血充滿誤解，認為此舉對身體有害，甚至連向近親輸血也不情願。所以雖然血液收集量在服務開展後一直上升，但首十年裏，來自本地華人的血液仍佔不足10%，最低一年甚至只佔總收集量的2.8%，其餘超過80%是來自英軍和外地軍人，另外10至15%則來自居住在香港的英國和外國人。

　　初期從紅十字會收集得來的血液數量非常有限，第一年全年只收集到約400個單位的血液，只及現今一天收集量的三份之二，遠遠不能滿足當時醫院對血液的需求，直接影響手術的進行。加上當年血液儲存技術落後，收集得來的血液往往因供求時間不配合而浪費了。那可怎麼辦呢？政府唯有當作購買藥物一般，向外國購買血漿，當時每單位血漿價錢超過港幣$200。以當年的購買力計算，是十分昂貴的。另外亦有向本地一些有提供血液的化驗所購買，價錢大約百多圓。醫院亦會向有能力負擔的血液接受者收取費用。

一袋血何價?

　　雖然向本地購買比較經濟，但基於市民對輸出血液的根本抗拒，此舉引來不少社會問題。到那些化驗所「賣血」的，都是低下階層的無業青年，加上整體制度並不透明，政府所付的百多元，賣血者實際只收到大約50元。當時還盛傳有不法份子操控窮人賣血，從中收取可觀的「介紹費」。亦有人擔心，血液既然可以賣，那還有人願意捐血嗎？可是市民的固有觀念至60年代還未有太大改變，以1965年為例，一年血液需求超過25,000單位，但紅十字會全年收集量只有約14,000單位，當中本地華人只佔17.9%。血液在供不應求下，醫院還是要逼不得已向外界買血，而賣血以及相關的社會問題一直延至70年代。

　　要在香港推動無償捐血，意義重大卻又困難重重。紅十字會一方面加強宣傳，將捐血能救人的意識教育市民，望能打破傳統的錯誤觀念；另一方面積極拓展服務，流動捐血隊伍由50年代主力拜訪軍營，到60年代擴展至政府部門、社區團體、商業機構、中學及大專院校等。70年代中，捐血的年齡限制降至16歲，在全年4萬多捐血人士當中，學生佔大約32%，顯示新一代本地華人對捐血已較開放，而過去十多二十年的宣傳教育亦漸見成效，市民開始視捐血為一種善事。

　　今日，市民每年捐血的數量已達200,000單位，足以應付需要，而血液儲存技術以及需求預測的進步也大大有助血液供應的穩定。不過，由於血液的儲存期始終有限，最重要還是有市民不斷去捐血。你願意一起去維持香港血液供應的穩定，以幫助有需要的人嗎？

　　為了對抗流行性感冒，每年踏入流感高峰期之前，政府均呼籲高危人士盡早接受疫苗注射以防感染，疫苗使用之數量以十萬計。要為數十萬人注射疫苗，當然也得花一點時間，若然全港700萬市民齊齊響應當局呼籲，你估計最快可以用多少天來應付呢？所謂「打針咁快」，究竟可以有多快？

從宣佈為疫埠開始

　　1961年8月16日，香港因為發現多宗霍亂個案而宣佈成為疫埠，一場與時間競賽的抗疫戰隨即展開，注射疫苗成為最主要和迫在眉睫的全港性衛生工程。在宣佈成為疫埠之後，官方立刻在港九新界設立32個免費疫苗注射站。面對傳染性高兼可致命的霍亂疫潮來臨，市民無不恐懼，首天已經有超過10萬名市民注射了疫苗。 32個注射站明顯不足以應付需求，次日已增設至59個，往後數天內再增至79個，當中包括一些由民間社團所設的注射站，單日的疫苗注射人數高近25萬。注射站的緊張和擠湧情況，不難想像。

　　為了及早得到疫苗的保護，各注射站外連日出現長長的輪候人龍，天亮前到來輪候的不在話下，索性通宵露宿在注射站外的也大有人在。在李鄭屋村徙置區的防疫注射站，輪候人群更發生過混亂場面，反映當時市民如何不安和焦慮。

　　眼見長長的人龍，相信每個市民都關心著同一個問題：「究竟尚存幾多疫苗供應？」而你和我可能會多緊張一個問題：「1961年香港有幾多人口？」

疫苗供不應求

　　1961年香港人口已超過300萬，而疫苗存量在首數天曾出現緊張。 8月19日，香港宣佈為疫埠後第三天，官方估計全港大概已有60至100萬名市民注射了疫苗，但當時官方的疫苗存量只夠供應多70萬人注射。為了優先照顧高危地區市民，要暫停其他地區的注射服務。當年有報導指坊間一些無良私營診所，乘機炒高注射服務收費，原本廠價6元左右的一小瓶疫苗， 17日晚售價急升至30元， 18日升至50元， 19日更升至65元。但叫人髮指的是，他們所用的疫苗，卻是由政府免費供應。

　　要大量補給，即使政府下令24小時不停生產疫苗，亦不可能趕得上每天數十萬的需求。眼見形勢岌岌可危，香港政府急向外國求助，亦感激國際社會第一時間回應，歐美以及東南亞多國於數天內運來甚至免費送來大批疫苗，及時解決供應問題，穩定民心。至8月底，已經有超過200萬市民接受注射，政府亦繼續向餘下百多萬市民發出疫苗注射呼籲。而為了應付注射站的服務，大量醫療人員被緊急抽調，甚至連醫科學生也被徵召加入流動注射隊。

　　是次疫埠之名共維持了58天，至10月13日才得解除，期間受感染病人及曾經與他們接觸的市民一律被強行送往隔離治療和觀察，當時政府採用的隔離地點包括精神病院舊址、荔枝角傳染病院和漆咸道集中營舊址等。該次疫情全港有129人染病，當中15人不幸去世，而曾遭隔離的市民共有731人。

　　曾經轟動香港的霍亂病，時至今日已經成為風土病，雖然每年都有零星病例，卻未致於蔓延和引起恐慌。願當年驚心動魄的一幕，永遠只留在回憶中；一日替25萬人注射疫苗的紀錄，永遠不被打破。

　　今天若有同事問你：「最近有沒有照過肺？」相信你大概不會以為他是出於對你肺部健康的關心，所以你會回答：「最近無，老細脾氣近來甚佳。 」的確「照肺」一詞今日已經附有這個更普及的意思，但其實一直以來，「照肺」是香港衛生防護非常重要的一環。

　　50年代起，肺癆（即肺結核病）十分猖獗，按記錄顯示，當時結核病個案呈報率由40年代後期每10萬人有200多人染病，急升三倍至接近700人。雖然以當時的醫學技術，肺癆已非不治之症，但死亡率仍高逾30%。若你認識誰是張瑛和張活游，相信他們在粵語長片中積勞成疾、咳出血痰的經典場面你一定記得。痰中帶血的確是肺癆病徵之一，但由於患者又不一定出現病徵，所以就算是本地個案也難以發現，帶病入境的更加防不勝防，控制疫情有一定難度。

切勿隨地吐痰

　　肺癆病菌主要透過病人咳嗽或打噴嚏的飛沫於空氣中傳播，感染過程一般需要長時間接觸，而病人所吐的痰也帶有病菌，當痰涎乾涸後病菌會因風吹而擴散。有沒有留意以前在許多公眾場所都放有痰盂，而盂內一定有水？此舉一來希望市民不要隨地吐痰，二來是因為肺癆菌不能在水中生存，所以痰盂原來有防疫作用，因此不要瞧不起這看來污穢的器皿。

　　肺癆病雖然傳染性強，但若然身體抵抗力強，其實是足以抵擋它的侵襲。可是當年低收入的草根階層工作勞苦，飲食又缺乏營養，加上居住環境擠迫，肺癆病就似是專為他們而設。以往有說：「捱到肺癆」，實在不算誇張。但改善經濟和生活環境難以一蹴即就，早年政府惟有加大宣傳力度，呼籲市民主動照肺檢查身體，甚至推出「流動照肺車」服務，方便市民。還有向市民派發芝士、牛油之類食物，補充營養。

對付抗疫逃兵

　　每當發現感染個案，同屋居住的人都要接受檢查，而病者則要入院隔離醫治。當年專門醫治肺癆病人的醫院有律敦治療養院、葛量洪醫院及靈實肺病療養院（靈實醫院前身）等。此病雖然有藥可治，但療程非常長，即使病人已無須隔離，但仍要每天服十數種藥。更由於整個療程長達一年半甚至以上，加上藥物副作用強，許多病人見病徵已去，就不理醫生吩咐私自停藥，但此舉對病人本身和社區都構成重大威脅。

　　由於政府察覺到大約有四分三的病人其實沒有完成整個療程，於是引入「全監督治療」的概念，規定病人每天要回診所，在醫護人員監督下服藥，直至完成整個療程為止。隨著多管齊下的疫情監控，加上為初生嬰兒和學童接種卡介苗， 70年代中期的結核病個案呈報率已回落至每10萬人有不多於200人，死亡率亦降至10%以下。

　　雖然新結核病例在過去幾十年一直下降，但相對於其他國家，香港的數字仍然偏高，主要原因是出入境旅客量相當高，但整體情況仍算受控。賴於藥物和科技的進步，今天的肺癆病人已不需服十多種藥物那麼多，而且療程也縮短至半年了。

　　香港每年有數以百計醫科學生畢業，市民有需要找醫生，私家診所幾乎「梗有一間係左近」。而公營診所與醫院，現時都按地區人口比例而設立，加上交通發達，對大部份巿民都十分方便。若時光倒流五十年，你能否想像到要找醫生的話可以如何？

　　50年代初，內地移民湧入令香港人口快速上升，當時的醫療架構不論人手與設施都不足以應付，政府提供的門診診所寥寥可數，連應付市區都甚具壓力，更莫說要照顧新界地區和離島居民了。然而，有一項已被今日社會遺忘的服務，正正在這個缺口上發揮著莫大的功用，它就是「流動診所」。

陸路與海路

　　早期流動診所的服務包括醫療車及醫療船，前者服務範圍包括市區與新界，而後者則負責離島與新界沿岸鄉村及漁民。當然，所謂流動診所並非巡邏醫生，不是「行到邊醫到邊」，他們按編定的時間表，每天出勤到數個指定的地點應診，在每個地點停留數小時，市民可以收聽電台每天的公佈而得知。由於流動診所不是每天到訪，所以每次出現都需要服務相當的求診者，當時整體的使用率非常高。

　　每輛醫療車和醫療船都有醫生、護士和配藥員當值，足以應付一般門診需求。若有需要，醫生還可以轉介病人到專科診治，醫療船亦會將病人送往市區醫院。早年政府西醫一般被稱為「醫官」，在市民心中的地位有如高高在上的「政府官」。病人到政府診所求診，只懂回答醫官的問題，然後等配藥，過程真的猶如見官。相比之下，由於每所流動診所的隊員人數少，並固定地服務某幾個地區，醫務人員與地區百姓的關係發展得較密切，深得市民信任。

更替與發展

　　由於人口不斷流入，加上居住環境簡陋擠迫，在檢疫與衛生教育不足的情況下，疫症對市民構成重大威脅。由於資源所限，離島和新界地區可能還要多等數天才有流動醫局到診，遇上病人低估病情，或是藥石亂投，往往因延誤診治而病死。直到50年代中期，因為一場石硤尾大火而全面發展的公共房屋，在整頓居住環境之餘，亦提供了地方開設屋邨診所。此類診所的服務運作表面上與私家診所無異，但由於屋邨單位由政府提供，故診金也由政府按市民負擔能力決定。自此，寮屋區逐漸清拆，每有新公共屋邨落成，就有屋邨診所開設。流動醫局服務雖然因而撤出市區，但仍繼續發展， 60年代後期還加入「飛行醫生」服務，讓當時車船也不能到達的偏遠地區也能定期享受到政府提供的醫療服務。

　　隨著地區與交通的發展，現有的醫療網絡已經足以照顧絕大部份市民，為我們服務超過半個世紀的流動診所，近年已幾乎全面停止服務。不過，我們仍然可在海上找到兩艘流動醫療船的蹤影，若有一天你見到「慈航號」或「慈雲號」在海面經過，不妨把握可能是最後的機會，向它們敬一個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