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五十來歲的林女士來到門診，這是我在她出院後在門診的第一次面談。我才步出診症室找她，她便面帶笑容走上來：「黃小姐，唔好意思，上星期我病倒了，要把覆診時間改為今天。」「沒關係，進來吧！」
這次面談，我打算跟她仔細討論對患上癌病的種種困難和適應。她一坐下便說：
「我最近心情已經好了一點，因為我開始懂得放低，不再為以前悲傷的經歷而嚎哭大喊了！」
「是甚麼事情或經歷讓你作出改變嗎？」
「那天我終於找到機會跟十八歲的兒子傾談，發覺他心智上長大了很多，我可以放下心頭大石去醫病。而且妹妹也答應幫我好好照顧八十歲的媽媽。」
「還有自殺或放棄治療的的念頭嗎？」我的記錄上寫着：「她向醫生要求安樂死」。
沒有了。雖然上個月在住院時心情的確很差，自殺念頭愈來愈多。回家後有天晚上還差點想服下所有藥物……」說著眼淚開始從她眼眶掉下來。「但我後來還是阻止了自己，沒有做出傷害自己的事。 」
「是甚麼想法制止了你嗎？」
「當時我想到我的孩子，我的至親，我捨不得他們啊！」 她抹去眼淚說下去。「而且他們很愛錫我呀，我不想傷害到他們。況且，我才這麼辛苦從虐打我的前夫陰影走出來，不值得死啊！」
林女士在去年跟丈夫正式離婚、現跟十多歲的兒子同住。今年六月，發現了自己患上第三期乳癌，辭退了工作，手術後便進行化療。約個半月前，她因化療期白血球太低及發燒而進了醫院。腫瘤科醫生察覺她情緒低落，而且亦很焦慮不安，便建議我為她作評估及適當治療。跟她第一次接觸的時候，她相當抗拒和我交談，語氣間帶着不少的怨氣，並指出反正她就是得了絕症，見誰也幫不了甚麼。
「想到前夫，還有覺得不好的事總發生在自己身上，感到忿忿不平嗎？」
「唔……不想這些了，最初醫生告訴我得了癌症的時候，我真的覺得上天很不公平，又或是作弄我，為甚麼又是我？我又沒有做過甚麼壞事，生活又健康，卻給我遇上這壞傢伙，好不容易才和子女逃出被虐待的生活，才休息了半年，又得了這病，真是一關比一關難捱啊！」
接著，我繼續和她談論對自己患癌的看法：
「現在想有關病源問題也沒有甚麼意思。而且也沒有甚麼可加證實的答案。想這些太多會令自己很辛苦的。反正也是病了，將來有多久還是由上天作主吧！」言語間透露的一點無奈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那你覺得有甚麼是自己可以作主呢？」
她想了一下，「我知道我還是要好好愛惜自己，要讓自己心情好一點，希望生活質素好一些，否則便白費了在化療期間所受的苦。」
「擔心將來腫瘤惡化或擴散嗎？擔心子女嗎？」
「不想將來了，想不了那麼多呢！總之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配合醫生給予的治療，有足夠精神的日子便出外走動一下。」
我仔細聽着她的話，並觀察她的神態，真的感到她那份自若及釋懷，亦相信她的確從核心價值中作出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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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是香港人的「頭號殺手」，是大家不願提及的名詞。以往，它被視為「死刑」、「痛苦」、「喪失」的同義詞。無論是病情本身、或是治療過程，都為病者帶來不同程度的身體痛楚、外表破壞，甚或是意志消磨。然而，能夠像林女士一樣的人：從無法相信、震驚，到憤怒、和上天討價還價，再經歷憂傷、至今豁然接受，繼續努力生存等心路歷程，其實佔上我接觸的癌病患者一大部份。當然，有人需要用較長的時間、亦有人要尋求心理支援及干預去協助對患病的適應。
在這過程中，是甚麼因素決定患者能否成功適應？近年的心理研究顯示：個人性格、處理問題技巧、對健康的態度、社交的支持，及其他生活壓力等，都會影響癌症康復者的心理適應。患者對病程及治療保持適當信心，在治療後盡量提高對日常生活參與，都會有助康復。曾經有一位癌症病患者很感激我鼓勵她完成化療後重返教會，因為這讓她慢慢遠離「廿四小時」的病者生涯；現在她已不用再進行心理治療，回到她「平常」的生活中。
相反，若採取過分迴避的生活態度，對生活刻意作出一百八十度的改變，如臨大敵，終日憂心復發擴散，因怕見親友而避世，都會減慢心理上的適應。有另一位病者以往很愛吃東西，但病後按親友不同的意見，每餐只吃蒸豬肉和灼菜。對他來說，生活失卻了很多樂趣，治療後生活質素大大降低，心情因而很差。後來他決定偶爾吃一點牛肉和最愛的甜品，不再單以「癌病」為生活中心，反而心情和精神都好了起來。
當患上大病後，我們在不同方面作出改變是很正常和合理的。然而生活上的改變必須以本身想法改變互相配合和平衡，當中主導概念以生活 (Living) 而非患病，才容易作出適應。要接受患病的現實，我們或會重整生命的價值觀，因癌病會令我們更體會到人身的限制及生命的無常，但隨後可選擇作出正面改變，投入實際生活，例如較以往更注重健康和愛護自己，為爭取和珍惜家庭時間作出行動，而非單單誠惶誠恐「避免病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