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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歲月神偷》重現了六七十年代獅子山下的生活情景和價值取捨。我就是成長在這物質貧乏,生活多姿,著重道德、倫理、正義,堅持生命價值的年代。曾有人說,從外到內我都像那個年代的人。
最大的願望是當記者
六十年代初的家庭,一般都有幾個孩子。我在家裡排行中間,有兩個哥哥和兩個妹妹。一家七人都擠在徙置區小小的房間,家境清貧,卻是知足常樂。父親為人勤奮,到了我讀初中時,他在屋邨裡開了一間小小的裝修公司,接些維修的小工程。因為工作需要,他買了一部可載貨的旅行車。在那個年代按我們的家境,其實不可能擁有一部「私家車」的。但因利乘便,我們成為有車階級,更開心的是爸爸每逢周末都會驅車帶我們四圍遊玩。因為有機會「遊車河」,讓我開濶了眼界,對港九新界多了認識,並且對所觀察到的人與事感到興趣。也許是這樣的原因孕育了我的志願—長大後要成為一個記者,將社會百態展現出來。
童年的心願,成了驅動的力量。雖然在浸會大學我是主修中文,但畢業之後卻一心想做新聞從業員。可惜經過多番嘗試都沒有得到傳媒機構取錄,為了生活,我於是應徵中學老師的職位。雖然作教育工作也很有意義,而且我教書的成績也不錯。但我只是教了兩年就停了,因為新聞和傳媒才是我的理想工作。之後我在無線電視的編劇組有四年的時間。在無線的日子,不但提升了自己的寫作能力,也讓我對這個製造潮流,影響社會價值觀的電視文化多了認識。這是一段有趣的工作經驗。由於我最大的願望是當記者,在89年6月1日我終於如願以嘗,加入了香港電台新聞部,成為記者。
六四、保釣、回歸
當年的新聞傳媒在社會上有很高的公信力,香港電台(港台)更是業界翹楚。能夠成為其中一員,也不期然的感到自豪,並且希望有更多學習和體驗的機會。入職時正值中國的八九民運,作為新丁當然不會被選上赴京採訪,但因為資深的同事都已肩擔重任,不久我就參與主持電台的新聞節目,也兼顧採訪的工作。因為前輩們無暇指點,惟有自行在職培訓,採訪寫稿都自己一手包辦。對於記者而言,八九民運是一生難以遇上一次的歷史大事,但我一開始就遇上了。作為一個讀中文系,而且內心有濃濃中國情的年輕人,面對八九民運本來應該是熱血沸騰的,但對於一個記者,卻必須要冷靜抽離。因為這樣才能夠中立客觀,不偏不倚。八九民運,為我的記者生涯上了第一課。
六四之後幾個月,港台的工作沒那麼緊張了,就給我們這些新人正規的訓練,對傳媒工作和記者守則就有更準確的認識。記者必須要冷靜、抽離,堅持客觀中立,不偏不倚的原則,就更加確定了。在港台10年的日子裡,期間參與和見證過不少大事要聞,其中最深刻的要算是96的保釣事件和97回歸慶典。
96年釣魚台再起風雲,香港的保釣人士9月啟動保釣號漁船,要登島宣示主權。當時我已算是資深記者了,被派隨船採訪報導。當年的保釣行動是社會大事,因此隨船出發的記者也有十多人。雖然保釣行動似乎很激烈,但出發時並沒有人想過可能會壯烈犧牲的。因此陳毓祥先生意外溺斃實在是始料不及。親眼目睹由激情急劇轉到悲情的一幕,至今想起仍然戚戚於懷。
記得當時在船上打算訪問計劃下海暢游宣示主權的陳毓祥,他說:「返上嚟先!」意思是他現在要落海,回到船後再接受採訪。可惜這個訪問永遠都不會完成了。是激情、是意外、是勇敢、是犧牲、是衝動…,或許各有評說,但生死往往在一念之間決定。不少朋友問我,當年在船上有沒有被熱血沸騰的保釣人士所感染?我的答案是:沒有!完全沒有!因為我一直堅持記者的角色必須保持冷靜、抽離和中立。記者的職責是要如實報導不同人士的立場和意見,絕對不應該加上自己的觀點。因此記者不但不應投入現場的氣氛,更加要抽離出來。可惜現時有些記者有如時事評論員,先有觀點,再加判斷,實在不敢茍同。我甚至認為記者除了捍衛新聞自由之外,不應該參與其他政治議題的示威或遊行。
香港97回歸,我被派在會展的大禮堂,現場報導整個回歸儀式,能夠置身其中,見證這歷史時刻,實在感到興奮和榮幸。97年7月1日零時零分,英國的旗幟緩緩落下,中國的國旗隨著國歌徐徐升起。在會展之內,冠蓋雲集,典禮莊嚴;會展之外,風雨交加,示威抗議。我知道,無論樂觀悲觀,擁抱排斥,香港已經步入新的紀元,我們必須為這城市負起責任。
用另一個方式關心社會
自從89年開始,我就認定新聞記者的角色,既要為市民大眾發聲,反映社會不公不義的現況;同時也要表揚好人好事,傳遞正面積極的信息。可惜隨著年日過去,我感到大部份傳媒的報導變得嘩眾取寵、誇張失實;失卻了應有的持平,也糟蹋了記者的形象和公信力。這個現象實在令我感到十分失望。我曾經以「記者基督徒團契」的名義發表文章,呼喚同業要努力保持專業操守,只可惜小舟一隻,實在難於洪流之中逆行。
正在矛盾交織的時候,99年初,在一個講座認識了明光社,一位我所敬重的教會牧者更鼓勵我考慮出任總幹事。由於明光社其中一個使命就是傳媒監察,正是我心裡十分認同的理念,只是這並不是我所專長。但作為一個擁抱信仰,堅持社會正義的人,如果能夠在記者以外用另一個方式關心社會,幫助業界,我願意開放自己,積極考慮。
當時我在港台已經十年,而且亦有機會升上高級公務員的位置,可說是前途光明。如果辭職加入明光社,無論是工作前景,或是生活保障,反而是迷霧一片。但當我和太太分享並且祈禱,彼此心靈再沉澱之後,我們便同心決定離開港台,加入明光社,開展信心之旅,踏上人生的下半場。因為我們都認為豐盛的生活,比豐富的物質更有意義,更令人滿足快樂。
在明光社15年,由於我們對監察傳媒,對色情、淫猥、賭博,與及同性平權運動都清楚表達立場,並且呼籲社會抵抗,因此承受不少壓力、攻擊、詆毀,例如說我們是「道德塔利班」等。但我們堅持立場,用愛心說誠實話,不亢不卑的據理力爭,亦得到不少支持。
常常有人問我,世風日下,我們能改變嗎?我們的答覆是,如果我們不抵擋,情況必定會更壞,而且壞得更快。大家在傳媒中看明光社,以為只是對抗同志運動。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多年來,明光社的資源主要用於「傳媒教育」、「性教育」和「生命及倫理教育」,對象包括公眾人士、中小學生、教會人士等。
因為傳媒的報導手法和節目製作都是由市場主導,傳媒機構既會製造市場,又會適應市場。因此我們針對的不單是傳媒機構,更是要向普羅大眾灌輸對傳媒的正確認識和期望。我們是旗幟鮮明的反對傳媒污染,亦關注性文化和社會倫理,反賭波和同性戀等議題上也積極喚起關注,並組織教會作適切的回應和表達。
雖然現實是未必能改變結果,但我們會認定使命,並要竭力把基督教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帶進社群之中。力量即或微小,但總能夠發揮一點作用,讓社會的道德和價值底線不至於每況愈下。我自己的座右銘是「盡忠、盡力」,結果如何也不要把信念和心裡的火熄滅,這也是我常常對明光社團隊的鼓勵。
家庭給我力量堅持理想
我的童年和家庭塑造了我的價值觀,也影響我對工作和家庭的計劃。人生的下半場,工作上有了新的挑戰和考驗,家庭生活也經歷了嶄新的體驗。婚後多年,我們夫婦都未有計劃生兒育女。但到了打算有小孩子的時候,太太卻兩度小產。於是我們決定放棄做父母的念頭。由於我們都喜歡讀書和旅遊,所以工作之餘,就各自進修,又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旅遊,生活也算得愜意和充實。但人到中年,太太更是特別喜歡小朋友,所以我們就認真考慮會否領養子女。
一般人都重視血脈傳統,我們也希望有自己所生的子女。但隨著年代和社會模式轉變,對領養子女的接受程度也提高了。雖然我和太太對領養子女並不抗拒,但知道作為父母是一生的責任,影響的不單是我倆,而是小朋友的一生。所以我們再三的思考和切切的祈禱,最終才平安地作了這個重大的決定。
2000年初,我們的家多添了一名成員,就是我們的大兒子。那時他只有三個月大,現在已經是快15歲的年青人了。由二人世界變成三人組合,全間屋或整個家都熱鬧起來。我們都很小心,更是很用心的照顧這個兒子。做了父母之後知道,養兒育女比進修和學習難得多,但當中的樂趣和滿足感卻又難以言喻。
太太付出的時間和心力都比我多,但她十分享受當母親這個角色。我們感恩上帝的帶領,讓我們作了一個正確的決定。以前家計會宣傳一個嬌兩個妙(下一句是三個斷擔挑),目的是希望減少人口增長。但我們卻是真的感到一個孩子有點孤單,於是希望有個妹妹和他一起成長。02年底我們再領養了一個女兒,她「出生」在我們家的時候,是5個月大的BB。
多了一個女兒,也多了一份責任,但亦多了十分愉悅。很快我們就適應了一家四口的生活。05年某天社署來電告訴我們,女兒的母親又生了一位女孩,已經9個月大。由於是同母所生,社署希望安排她們能在同一個領養家庭,所以優先給我們考慮。但這個意外的邀請卻令我們有所掙扎,因為我們知道領養孩子不是選擇玩意,而是一生的責任。我和太太為這事祈禱,也和孩子們商量,經過「家庭會議」和禱告,我們全家一齊作出了決定。
三個孩子的確有點令人吃不消,由於要照顧三個小朋友,太太辭去教師的工作,擔任全職媽媽。但這份全職工作絕不輕鬆,更恰當的形容是十分辛苦! 所以每天下班回家,我都要分擔太太的辛勞。兩口子同心,要建造一個充滿人氣的歡樂家庭,就是我倆共同的想望。事實上,無論是過去的和現在的家庭經驗,都成為我堅持維護家庭價值,社會公義的動力。
因為領受了神給我們恩典,讓我們有機會培育三個孩子。所以對現在社會色情泛濫、賭博盛行,個人主義被高舉,漠視權威成了風氣的現象就更加痛心。孩子踏出家門就是社會,如果社會道德瓦解,價值蕩然,關係疏離,孩子能夠有美好的未來嗎?也許,工作給我智慧去維護家庭,家庭給我力量堅持理想。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